以“现代人类起源于非洲”作为定论的“寻找人类起源计划”，再次遭到考古学界的质疑。

-本刊记者/方玄昌

1987年，美国科学家华莱士和威尔逊分别带领两个实验室，检测取样于全球各地不同族群的细胞线粒体。线粒体存在于细胞质中，它自己有DNA(脱氧核糖核酸)，能够独立复制，代代相传，是一种很好的遗传标记。

通过分析其中的遗传物质DNA，研究小组吃惊地发现，现代女性的基因都来自一位妇女，她生活在大约14.8万年前的非洲；而现代男性也都有一个共同的祖父，他也生活在15万年前的非洲。

进一步的研究得到结论:现在全世界人类都来自非洲，5～10万年前非洲人进入亚洲和欧洲；而生活在中国的原土著——蓝田人、元谋人、北京人都在新居民抵达前灭绝了，他们没有留下后代。

分子生物学得到的这一结论很快被人们广泛接受，它似乎帮人类找到了真正的亚当和夏娃。然而，自从这一结论问世以来，它就和传统的古人类学界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化石分析显示，至少在以中国为典型的东亚地区，15万年前的“土著文明”一直连续到了现在，并没有被来自非洲的外来文明所取代。

2005年4月，美国国家地理协会和IBM公司联手，启动了一个历时5年、由私人赞助的“寻找人类起源计划”，其目的是描制人类迁徙的路线图。由于这个项目采用的研究手段依然是分子生物学技术，并且似乎暗示了“现代人类起源于非洲”这一观点已成定论，该计划再次在考古学界引起轩然大波。

绘制“基因地图”

“寻找人类起源计划”首先要收集世界各地大约10万个人的基因样本(其中我国大约2万份)。科学家将使用最先进的实验室和计算机，对这些DNA样本进行分析，最终绘制成一张人类万年迁移图。来自美国、中国、巴西、南非、英国、法国、俄罗斯、黎巴嫩、印度和澳大利亚的众多人类遗传学家参与了这次活动。

复旦大学代表中国参与了这一计划。作为研究者之一，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的卢大儒教授接受了本刊采访。

“我们的目的是绘制遗传结构图，就是把每一个群体的遗传结构有序地分化出来，再根据地理板块划分，把人类的遗传结构关系(亲缘远近关系)梳理出来。在梳理的过程中，我们就可能找到现代人类的‘根’，把‘根’和‘枝条’所在的地理位置联系起来，进而找到人类祖先迁移的过程。”卢大儒解释说。

“我们其实都来自同一个地方，拥有共同祖先，只是时间把我们给隔开了，”该计划的领袖、美国科学家威尔兹说。

卢大儒也说，根据基因分析，实际上中华各民族之间的共同祖先距离我们非常近。这种分析方法的理论依据是:遗传信息的变化有连续性，一定的隔离群体有一定的遗传结构，一代到一代之间，基因的变化有一个恒定的速度。如果我们来自同一个祖先，我们之间的遗传距离可以估算出来。

“如果我们都来自于元谋人，个体之间的差异应该有50～100万年。但实际上，中国人任意两个之间的差异都没有超过5万年。也就是说，我们共同的老祖宗距离我们只有5万年，我们的亲缘关系其实很近。汉族和藏族的分离迄今也只有1万年，汉族不同群体之间最大的分离时间也就只有5000年左右。”

根据这种理论分析的结果，4～6万年前，现代智人从非洲通过西亚、南亚进入中国。欧洲也在差不多的时间分几拨进入。

而现在，“寻找人类起源计划”要把原先得到的结论做得更细，依据遗传标签，研究者要绘制一张详细的人类迁徙的“基因地图”。

10万个基因样本要覆盖全球所有的族群，因此确定采样对象将异常严格。该计划因此设立了专门的国际顾问委员会，由遗传学家、民族学家和历史学家综合考虑共同确定哪些种群和群体必须要采样。按族群分配到当地之后，再由当地专家细化落实。

中国的56个民族都将被覆盖到，人口比较多的民族还要细分，例如北方汉族和南方汉族将被分别采样。

采样目标倾向于男性。卢大儒解释说，这主要是因为男性的DNA中既有反映父系血统起源的Y染色体，又有反映母系血统起源的线粒体，而女性的DNA不能反映前者。基因方法研究人类起源不可靠？

然而，有关“寻找人类起源计划”的报道甫一出来，就遭到了传统考古学界的质疑:该计划采用的依然是纯基因技术，并且隐含了一个前提，即“现代人类由非洲迁出”，因此又引出一个争议。考古学界的一些知名专家认为，如果两个前提——分子生物学方法确实可靠；现代人类的确起源于非洲——不成立，那么，这个计划根本毫无意义。

来自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高星认为，用分子生物学这种方法来研究人类起源这一古老问题是很有意义的，但这种方法本身有缺陷，还处于初期阶段。

高星研究员介绍说，分子生物学研究建立在很多假说的基础上，其中一个假说是:新的人类到达一个新的地区的时候，他们不会跟当地原先的居民发生基因的交流。如何达到这个要求？分子生物学研究人类起源者认为，末世冰期(即最后一次冰期，从大约13万年前开始，一直持续到1万多年前)使地球上其它地区的原有人类都冻死了，非洲人走向其它地区时都是进入无人之地，所以不可能跟原有居民发生融合。

“但我认为这个理论是站不住脚的。我们知道，近70～80万年来，地球出现了几次的冰期和间冰期，末世冰期并不比以前的冰期还冷，而到这个时候，人类的技术、文化、生活水平都提高了，以前更冷的冰期都没有让人类灭绝，现在又有什么理由让他们都冻死呢？”高星说。

同样来自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另一位考古学家、中科院院士吴新智也表示了和高星同样的观点。他告诉本刊记者，化石证据表明，至少在长江以南，甚至于黄河流域，冰期还是适合于人类居住的。在河南郑州的织机洞，近年就发现了末世冰川时期遗留下来的石器；浙江桐庐还发现了那时候的人类头骨化石。这都证明了末世冰期并没有把当时的中国土著灭绝。

吴新智认为，对现代人进行分子生物学研究，由此推测古人类起源，这毕竟是间接的证据。“因此，即使都是以分子生物学研究人类起源的专家，也会得到不同的结果。”吴新智介绍说，台湾中央科学院院士李文雄的小组用X染色体做基因分析，结果发现，现代人类的“根”是在欧洲和亚洲，而不是在非洲。并且，他们的结果是，人类共同的祖先距离现在至少有40多万年，甚至是100万年以上。

中国现代人不是来自非洲？

吴新智院士和高星研究员对于有关“寻找人类起源计划”的报道中，就“现代人类是否起源非洲”这一论点的陈述呈一边倒的现象表示遗憾:已有的报道中，似乎现代人类起源非洲已成定论。以这种思维，这个项目对于解决现代人类究竟起源何处这一问题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用，因此，描绘“人类迁徙路线图”也就成了一厢情愿。

吴新智说，认为大约200万年前远古人类走出非洲的观点，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现在已经没有太多争议。但认为10～15万年前的现代人起源非洲，这在目前争议还很大，远没有形成定论。

“从考古学的证据来说，还不足以支持现代人起源于非洲这一论点。就以中国获得的材料来看，从200万年前直到1万年前，都有石器文化遗存下来，从文化、行为、技术的角度看，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地区，是一种连续状态的本土演化。而如果非洲人进入而取代本土人，则必将出现原先文化的中断、突变现象，但我们看到的却是从早期到晚期一脉相承的文化。”高星说。

吴新智说，已有的化石证据完全支持中国本土古人类文明的延续；即使是分子生物学分析的观点，出入也还很大:同样是分子生物学家做出来的结果，认为现代人类共同的祖先，距今最远的达到500万年，最近的是5.9万年前，平均是171万年前。同是基因分析的结果，差别有这么大，并不都支持现代人在10万年前迁出非洲的论点。

吴新智表达了他自己的观点:“认为非洲人完全取代中国古人的观点终究要被推翻；我认为，中国现代人更可能是在本土古人延续的基础上，在一定程度上融合了外来基因，从而演变成现代人。”

对此，卢大儒表示，以现代的生物技术，古人类的融合杂交完全可以通过其后代的基因反映出，但迄今没有看到这种融合的迹象。

北京大学考古系的旧石器时代考古专家何嘉宁对本刊表示，分子生物学和古人类学分别得到有关人类起源截然相反的两种结果，产生的争端已经历多年，恐怕在以后比较长的时间内还将持续下去，起原因是:分别来自基因和化石的两种证据在他们各自看来都很“铁”，目前又没有任何其它第三种渠道来帮他们做出有力的判断。

摘自http://news.ifeng.com/history/3/kaogu/200910/1027_2668_1406319.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