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靖 

（青岛大学中国法律人类学研究中心）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是世界著名古生物与古人类研究中心。她的前身是成立于1929年4月的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1949年北平解放，新生代研究室归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下属的古生物研究所，名称为“新生代及脊椎动物研究室”。1953年4月该室从地质部古生物所析出，作为一家独立的研究单位，名称改为“古脊椎动物研究室”，归属中国科学院直接领导。1957年又更名为“古脊椎动物研究所”，至1959年又进一步修改、定名为“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英文名字缩写为“IVPP”，沿用至今。如果从1929年开始计算，那么，该所已走过了90年的生命历程。 

　　这里拥有一批世界杰出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古人类学家、旧石器考古学家。如翁文灏、丁文江、步达生、魏敦瑞、杨钟健、裴文中、贾兰坡、周明镇、吴汝康、邱占祥、吴新智、张弥曼、周忠和等，是世界上研习古生物学、古人类学和旧石器考古学的学子们所向往的地方。 

　　我于2008年9月进入该所工作与学习，直到2012年底离开，在这里共呆了四年多时间，亲身感受了这里的学术氛围，并在某些方面得到了严格而系统的学术训练。 

　　我本来是一名文化人类学工作者，但因为治中国文化人类学史和民族学史，便不能不到这个所来，结果最后把自己也训练成了一名中国体质学史研究者，而且是国内外唯一一名专注此项工作的人。我当年是以博士后身份进入该所的，博士后的合作导师是国际著名古人类学家吴新智院士，他因提出“古人类多地区连续进化附带杂交说”而著称于世界。这是目前世界上关于人类起源演化的两大学说之一，主要基于出土的古人类化石标本的解剖学特征进行研究。另一种是“出非洲说”，它是一种分子人类学或分子生物学。 

　　在人类学里，我的研究是很“分裂”的，这在中国的人类学家中是很不多见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这里说的分裂是指，我一方面开展文化人类学研究，一方面又开展体质人类学研究。这个跨度很大，因为文理兼做。尤其中国生物人类学史，涉及中国古人类学史、中国古代居民人种学史和中国现代体质人类学史。旁及的学科有地质学、旧石器考古学、古生物学、科技考古学、灵长学、新石器以来的历史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分子生物学、语言人类学和现代文化人类学等内容，工作可谓千头万绪。这是大的分裂，至于小的分裂是指在文化人类学内部的工作。在中国文化人类学领域里，王建民先生授我中国文化人类学史和中国民族学史，庄孔韶先生授我汉人社会研究尤其是中国宗族研究。这些个工作到现在也还没有中断。而且自2011年以来，还协助庄先生办《人类学研究》杂志。 

　　吴新智先生是世上很会鼓励人的人。记得当初，我抱着贪求之心，想一窥中国体质人类学的堂奥，然而另一方面又心怀忐忑，因为毕竟是一个外行，尽管之前也修习过生物学和体质人类学课程。可吴先生说：“只要你有这个心，有这个理想，有这个兴趣，慢慢做就可以了。”他还拿自己70多岁才开始学习DNA知识来鼓励我，末了反问一句：“你才40多岁，怕什么？” 

　　吴先生是世上最具智慧的人。他一生所带的学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研究方向和任务。吴先生告诉我：“你就专治中国体质人类学史好了，不要做别的。”我觉得，吴先生内心有一种学科战略全局规划意识，对学科内的智力资源分布有很清醒的头脑。这是今天大部分研究生导师所不具备的眼界。 

　　吴先生既是一个严父，也是一个暖男，而且是中国科学界的老暖男。我和吴先生的办公室都在古脊椎所大楼第七层，有一天他看见我穿着拖鞋在走廊里来回走。他就喊住我：“所里经常来外宾（指外国科学家），穿拖鞋影响不好！”我明白，所里每一个人的穿着、言行举止不仅代表一个人的涵养，更代表中国科学界给世界留下的形象。就此细节可以看出，吴先生是一个严父（他比家父大4岁），也是一个爱国者。 

　　所里有一个习惯，年轻人结婚多不请客，多不收红包，但无论谁结婚都要送每个人一包喜糖。有一次，吴先生到我办公室来拿着一包喜糖说：“杜靖，别人的喜糖，我不吃，你吃！”后来就有人见面给我开玩笑说：“你吃了吴先生的喜糖？”我只能哈哈大笑。 

　　2012年底快要离开古脊椎所的时候，我到吴先生办公室去，他告诉我：“杜靖，我晚年得到你很欣慰！”我知道这句话的分量。当时，我的眼眶湿润了，但努力控制不让眼泪流出来。 

　　正是得到了吴先生的关心、呵护、温暖与指导，我在中国体质人类学研究领域做出了一点点小成绩。2009年获得了国家博士后基金项目资助；2013年出版了《中国体质人类学史研究》一书；2019年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暨冷门绝学项目资助，题目是《百年中国体质人类学史》（三卷本）。目前正全力撰写《中国古人类学史》、《中国古代居民人种学史》和《中国现代体质人类学史》三卷本，完成吴先生交给我的命题作文。 

　　儿子本来是学医学临床专业的，原计划去做医生，但因为我也喜欢上了古人类学，并于2012年到所里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是古人类。博士期间多次进行田野考古挖掘，还到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生物学研究中心留学一年（做高访），最后于2018年6月份博士毕业，之后去了北京的一所医科大学工作。在那里，他一方面教解剖学教学工作，一方面做遗传学、分子生物学研究，同时还业余坚持做体质人类学研究，目前发表了七八篇有关体质人类学的学术论文。我真心希望，他未来能在数个领域皆有所成就。 

　　今年是中国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建所九十周年，我们父子俩衷心祝愿古脊椎所学术生命永远长青，薪火代代相传。 

　　——2019年8月7日，草于崂山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