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脊椎所90周年纪念采访

　　采访时间：2019年7月15日 

　　采访者：黄超 

　　受访者：祁国琴研究员 

　　地点：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小编：祁老师您好！借着这次古脊椎所90周年所庆，想给您做一段小小的采访，来聊一下您跟古脊椎所的一些回忆。 

　　祁国琴（以下简称祁）：我是北大57级的学生，在校学习6年之后，1963年9月份到所里。我来的时候，古脊椎所跟地质所共用一个办公楼，听说更早的时候，我们所是在二道桥附近，60年才搬到地质所的。当时，我们所的办公室主要是在一层和六层，一层是给行政用的办公室，对了，还有杨钟健的办公室也在一层，那时候还没电梯，裴文中也只能慢慢爬楼梯上去，当时裴老五十来岁，杨老比他大个六七岁（小编注：1963年时杨钟健66岁，裴文中59岁），为了方便，就把杨老的办公室放到的一层。后来待了不到一年，大概是64年的4月份，科学院又在北郊给咱们所单独建了一座小楼，位置就在现在大气所的附近，我们就搬到那个小楼里办公了，小楼的环境还挺好的，现在这个小楼也不知道还在不在。文革后期我们所来了个新的女副所长，叫廖冰，通过她的运作，就把我们所的办公场所搬到了现在的后楼（小编注：即现实验楼），后楼原来是科协的地方，文革时期科协已经接近解散的状态，人去楼空，我们就从北郊的小楼搬了过来，因为家属楼不够，当时要连家属全部搬过来还有点困难，所以现在还有好些人都还在北郊那边居住。之后后楼空间不够用了，就修建了现在的这栋新楼，当时所里的领导费了好大的功夫才把修建新楼的事情给争取下来的。 

　　小编：原来是这样呀！我只知道古脊椎所的前身是农矿部下属的部门，但是对于所址的变迁还是了解得不多呢。 

　　祁：是的（笑），我这里还有一张当时大楼封顶的照片，是后来所里的人给我的，但我想不起来自己为什么也站在封顶合影的队伍中了，明明跟我没有关系（笑）。 

图 1 古脊椎所新楼封顶照 图中前排右四为祁国琴 

　　小编：祁老师您能聊一下您当时是怎样来到所里吗？那个年代能考研究生的肯定很不容易吧？ 

　　祁：我们那时候不分硕士博士，统一叫研究生，国家好像是56年开始招收研究生，后来由于57年的反右运动，就停止了招收，等到大概是60年的时候，国家就又开始招收研究生了，当时还是分配的研究生。到62年开始，读研究生需要考试，但是没什么人报考，63年的时候，我们老师直接到宿舍里来动员我们考研。因为隔了挺久没有招收研究生，所以大家对考研都没什么概念，只想着大学毕业就差不多了，想赶紧工作养家糊口，都没怎么想过去读研究生。我当时家里的情况相对稍微好点，因为家里就我一个孩子，父母也有工作，也不用着急挣钱去养活他们，生活的压力没有那么大，所以我当时一看有这个机会就赶紧报名了。报名之后，按我当时大学所读的专业（小编注：专业为地貌与第四纪地质），去报考地质所或者地理所比较合适，但是我当时就报了裴文中先生的研究生，因为他招学生的方向写的是“第四纪地质学”，如果他写的是“第四纪哺乳动物学”那我就不敢来了（笑）。后来我和袁宝印一起报考，就考进去了，收了我们两北大的学生，不过袁宝印毕业之后对地质方面更感兴趣，就又跑地质所刘东生那边去了。过去的研究生跟现在不同，现在由于各种原因，报考的人多，但当时的人非常少，大家都是想着快点大学毕业挣钱养家。我报考研究生的原因也有一部分是由于受我父亲的影响，他是1934年北师大历史系毕业的，他比较懂这些，他一听到我要报考裴文中的研究生，高兴死了，但其他一般的家庭的孩子哪里知道这么多。我父亲对裴文中，北京猿人那些事都很了解也都很有兴趣，我们学生都是到了北大之后上课才真正知道周口店。 

　　小编：您是57年考的北京大学？可以给我们讲一些当时的情况吗？ 

　　祁：是的。57年那年的状况特殊，因为反右运动，好多学校都缩减了招生规模，包括一些原本要留苏的都不能出国，被分配到国内大学了，所以那年考大学比较困难，我记得特别清楚，56年的时候国家收了15万大学生，我去北京夏令营的时候，当时胡耀邦还跟我们说57年要收20万大学生，鼓励我们好好念书，结果由于反右运动的影响，最后57年只收了107000人，不过我好在还是考上了北大。考上之后，57年的反右运动以及随后的“大跃进”运动，又耽误了不少学业。不过后来蒋南翔（小编注：蒋南翔1959年出任高教部部长）说了，他说57年入学的北大清华理科生被政治运动耽误了太多的学业，应该再多念一年学才能毕业。于是我们这届就又多在学校里学习了一年，在63年的时候和58年入学的同学们一起毕业了，所以北大清华在1962年基本上没有理科毕业生，这个他们一般人都不知道。 

　　小编：在古脊椎所，出野外恐怕是每个学生的固定经历。祁老师您还记得跟所里的老师们第一次出野外的情况吗？ 

　　祁：当然记得，在1964年的时候，王永焱在甘肃发现一批新石器，想要叫裴文中过去看一下，于是裴老便带林圣龙、袁宝印还有我经西安到宁夏去看材料。到了宁夏，水洞沟1962年不是刚发掘过吗，我们就又到水洞沟转了一圈。在那边看完材料之后，裴老就让林圣龙和袁宝印他们去了萨拉乌苏，让我去了山西，吩咐我们找点材料为论文做准备。 

图 2 1981年祁国琴在禄丰 

　　小编：哦，原来如此，看来不管是什么时候，动手动脚找材料都是我们做研究的主题之一呀。那祁老师您当时刚入所的时候，在所里的生活大概是怎样的一个状态？ 

　　祁：我刚进来的时候，就觉得所里的气氛非常好，因为所小嘛。当时我刚来没几天，就碰到李有恒结婚，诶哟那时有人结婚呀，所里绘图室的人就会帮忙布置房间，把房间布置得花花哨哨的，大家都坐成一大圈，发喜糖，逗新郎新娘，感觉特别温馨。像我当时结婚，就给我们一间房，还发个床，两个凳子和一个桌子（笑），后来人多了就不行了，就没这些条件了，不过那些也花不了多少钱，那时也穷，大家都没啥钱。现在不行了，现在人多了，大家都相互不太认识交流也少。 

图 3 照片中三人左起依次为赵凌霞、祁国琴和潘悦容，摄于禄丰土林 

　　小编：是的啊，现在大家平时都在忙着工作学习野外，生活上也相对不怎么有交流了。（笑） 

　　祁：我们那时也忙啊，其实咱们所的学习气氛还是非常不错的，跟分到别的所的同学比起来，我也总觉得我们很忙，但好像忙不忙也在于你自己，你要不忙也行，但是那气氛就不一样，可能还是跟学科有关系，因为没有人是专门做这个学科（小编注：指古脊椎动物学研究）的，当然了，除了邱占祥，张弥曼他们几个留苏学生是有专门学过的，我们其他人本身没有一个是做这个方向的，都是进来后改学的。我原来是学地貌学的，虽然也学过点古生物，但是那都是无脊椎的，脊椎动物的都没真正学过，最多也就听过几堂课。所以我考进来的时候，所里是给了指定的参考书的，如果没有参考书，我可不敢考（笑），不过不这样的话（指给出参考书目）可能按当时的状况就没啥人敢报考了。 

　　小编：那还真的是不容易呀！那祁老师您能讲下当时你们在所里是怎么样安排学习和生活的吗？ 

　　祁：我们当时早上6点多起来，就上楼去看书，看到7点多，要吃早饭了，就下楼去食堂吃早饭，顺便在食堂打一壶开水，然后上楼去工作，不管是研究生还是老同志，当时都这样。像我那些分到地理所和地质所的同学，他们就老纳闷为什么我这边总是这么忙。但是你想嘛，我考研究生进来了不是？而且我本来就不是学这个专业的，和我一起进来的也有其他同学，进来之后首先就要上课，课程结束后也需要考试，我要不好好念，人家考100分，我考50分的话脸上也过不去啊，所以我们一进来就特别用功。其它所的人状况就不同，专业都是基本上对口的，他们就不理解我们为啥能这么忙。我们等于是大学毕业了，进来重新学一门东西（笑），就跟小学生一样，从头学起（笑）。 

　　当时周明镇和裴文中给我们4个研究生上课，所里其他的同事包括刚分配过来的大学生也都会过来一起旁听，因为他们以前也都没有系统地学习过古脊椎动物学，甚至有些地质所的人，也跑过来一起听课（笑）。那时候的考试，周明镇是每周都要做一次小考，他给的题目特别细特别多，裴文中则是学期末进行大考，只给两道大题让你去答，两位老师的试题各有各的难点（笑）。考试是只针对研究生的，不过他们旁听的也主动参加了考试，有的人甚至考得比我们研究生还好（笑）。 

　　小编：是的是的，我特别能理解您这个感受（笑），我们学考古进来的也要从古生物开始学起。 

　　祁：对啊，其实到现在也是，我的同学们全都退休了，他们就老说我“你还在那忙叨什么呢？”（笑）其实现在的忙都是我“自找”的，我也可以像他们一样退下来不忙，但是我们所的氛围就是那样，就是不同。你看吴新智，他那么大年纪了，完全可以脱手工作，吴汝康也是，他是到后来身体病得实在不行了才不来所里上班。所以我们所的人到现在都非常用功，所以你说，我们真的是为了那点工资吗？不是，坚持过来工作上班都是习惯了，这个跟所里的传统也是分不开的。 

图 4 80年代台湾“中央研究院”科研人士参观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前排右一为祁国琴，右二为吴新智，右四为黄慰文 

　　小编：是的呀，我也经常见到所里的很多老先生都在坚持到所里上班呢。祁老师，我们今天的采访时间也差不多了，您最后有没有想要跟古脊椎所以及所里年轻一辈们说的话呢？ 

　　祁：希望年轻人们不要着急，踏实做学问，不要丢掉所里老一辈们潜心学术的传统，希望古脊椎所能越办越好！ 

　　小编：谢谢祁老师！也希望祁老师您身体健康！生活幸福！ 希望您以后能为我们讲述更多古脊椎所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