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为、同号文

　　众所周知，1929年因周口店龙骨山出土了古人类化石而成立了古脊椎所的前身——新生代研究室。同年12月2日裴文中先生在周口店遗址第一地点发现了第一件猿人头盖骨而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此后在第一地点又陆续发现了4件猿人头盖骨及大量伴生的旧石器和动物化石，还在其他地点发现了一些重要的史前人类活动的遗存。由于周口店遗址的重要性，因此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下简称“教科文”）列为中国的第一批世界遗产。然而在自然风化及周边水泥厂等工业污染的影响下，遗址的保护工作逐渐成为大家关心的问题。1995年中科院和教科文及法中人种学基金会签订合作协议计划进行“修复、保护和珍存世界遗产——北京猿人遗址(Rehabilitation, protection and conservation of Peking Man world heritage site)”项目，简称“修复周口店遗址”项目或“周口店项目”。1995年10月我成为这个项目的正式成员并参与了项目启动后的所有活动。现在借所庆90周年之际把我亲身经历的周口店项目做一个回忆，与感兴趣的同仁分享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酸甜苦辣咸。 

　　1 项目的筹备 

　　在清末洋务运动的影响下，民国初期中外合作的项目比较多，有不少外国专家在中国进行科学考察和研究活动。例如法国博物学家Licent于1914年来到中国，取了一个中国名字“桑志华”，在中国北方进行了20余年的野外考察和标本采集，并在天津创建了北疆博物院。另一位法国神父Teilhard de Chardin也在1923年来到中国，按中国传统取名“德日进”，源自《弟子规》中“能亲仁，无限好，德日进，过日少。”德日进在周口店和新生代研究室工作了多年。此外还有安特森、步林、布达生、魏敦瑞、师坦斯基、汤道平等来自瑞典、加拿大、德国、奥地利等国的科学家在中国从事古生物学工作，对推动中国早期的学术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建国后，在当时国内和国际环境的影响下，强调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对外学术交流逐渐减少直到停止。在经济建设方面仿照前苏联的模式实行计划经济，虽然取得了不少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和西方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的国家相比，发展速度相对缓慢。所以到了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与发达国家相比，国内的物资比较匮乏，学术成果和研究手段也相对滞后。实行改革开放后，古脊椎所的对外交流逐渐增多。但那个时代由于中国的经济相对薄弱，政府财政的投放重点在发展经济方面，只能拿出非常有限的经费来支持基础研究。所以国际交流主要是向外派遣访问学者去学习深造，或从国外的有关机构获取项目经费。当时在古脊椎动物方面“丝绸之路”恐龙考察、中加恐龙考察等项目获得的外资比较多。而在古人类学方面，友谊宾馆曾经设立过一个美国科研方面的联络机构，古脊椎所便想通过这个机构从美国争取合作项目和经费，那时所里包括高星在内的一些刚毕业的研究生先后在这个联络处工作过。但是这个机构后来被撤销了，据称是里根当选美国总统后裁减了基础研究的经费，顺便把这个联络处也一起撤了。 

　　由于周口店遗址被教科文列入世界遗产，所领导和中科院国际合作局便寄希望于这个国际组织。而该组织于1984年在北京设立了驻京代表处，院合作局的领导便积极与这个代表处沟通，找到了几家愿意建立周口店遗址合作项目的机构。经过所里和院合作局的有关领导和专家的一系列努力，教科文与法国一家保险公司“蒙迪埃尔救援(Mondial Assistance)”取得联系，于1994年成立了由“露西”的发现者之一、法国科学院院士伊夫·科庞斯教授为科学顾问、教科文总干事费德里科·马约尔为名誉主席的法中人种学基金会(Assistance Ethno)，旨在筹集资金实施抢救保护周口店遗址的项目。因为这家保险公司与在华投资的法国企业有较多的业务联系，便于筹集资金。1995年3月，法中人种学基金会与中科院和教科文在巴黎总部签署了一项合作协议，计划实施周口店项目。代表中科院在合作协议上签字的是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的胡启恒院士。合作项目的主要内容包括： 

　　1.  在保护区范围内以第1地点和山顶洞为主进行全面的地质普查和地球物理勘探。 

　　2.  加固保护第1地点和山顶洞。 

　　3.  开展包括进行最低限度发掘在内的科学研究工作，进行以现代考古学、古人类学和地质学为主的科普教学工作。 

　　4.  更新陈列馆设施。 

　　5.  在现有设施的基础上增添新型设备，以适应新形势下的公众求知欲，寓教于乐。 

　　6.  在保护的基础上绿化遗址和美化环境。 

　　7.  开发旅游事业。 

　　这一项目的执行将历时5年左右。而这一项目的具体实施由中科院负责，教科文负责监督项目的实施，法中人种学基金会负责筹集项目所需的资金，其总额为250万美元。此外，为使该项目的实施达到国际一流水平，将由教科文总干事为该项目组织一个由国际知名专家学者组成的专家委员会（International Technique Committee），简称ITC，指导项目的实施。1995年至1996年为这个项目的启动阶段，1997年至1999年为这个项目的运行阶段。这个项目被列为院重点国际合作项目。 

1994年联合国世界遗产中心主任在吴新智研究员和叶捷副所长等陪同下考察周口店遗址（张杰摄影）

　　2 项目的启动与实施 

　　1995年10月中科院和教科文邀请了法兰西科学院院士科庞斯教授和法国电力公司的德雷迪先生来周口店考察。法中人种学基金会在北海公园的仿膳饭庄举行了周口店项目推介会，并请科庞斯教授向在华投资的法国企业、驻华法国工商会、以及相关媒体介绍宣传了周口店遗址的情况，邀请法国企业界踊跃捐款支持周口店项目。时任中科院副院长和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简称“全委会”）副主任的许智宏院士、院国际合作局的领导、古脊椎所将要卸任的邱占祥所长和将要接任的邱铸鼎所长、副所长叶捷研究员、周口店国际古人类研究中心（简称“周口店中心”）主任徐钦琦研究员等参加了活动。因为需要专业方面的法语翻译，我又是周口店中心的成员，所以尽管此前的项目筹备工作我没有参加，但从这次活动开始，我成为这个项目的正式成员并参与了项目此后的所有活动。 

　　项目推介会之后，有5家在华投资的法国企业明确表示愿意加入项目，其中最积极的是法国电力公司（法文缩写为EDF）。上个世纪80年代我在法国留学的时候就经常看到EDF的电费缴纳通知，所以知道这家企业。EDF的核电技术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80年代初曾经在北京展览馆举办过核电站的展览，我也去看过这个展览。法国电力公司不仅在华参与了一些核电站的建设，还在埃及的沙漠里成功利用地球物理方法探测到掩埋在沙漠下面的金字塔，为考古发掘开创了一种新途径，因此也很想在周口店遗址这样的世界级文物单位一展身手。1996年9月7日至10月4日，法国电力公司派遣了布雷等5位地质学和地球物理学专家来到周口店遗址，与周口店中心的徐钦琦研究员、同号文博士和我以及周口店遗址管理处的同事一起，在遗址进行了一次深入的地质学、应用地质学和地球物理学等方面的调查。探测的工作原理大致如此：周口店遗址处在奥陶纪灰岩上，而灰岩在地壳运动的作用力下会发生按一定方向发育的节理，这些节理在雨水的作用下会形成溶洞，溶洞发育到一定的规模便可能成为猿人的栖息场所，因此第一步工作是统计周口店遗址龙骨山的灰岩节理走向。而溶洞会在后期的地质作用下被沉积物填埋，这就是周口店第一地点及其他地点在发掘前的状况。填埋的沉积物和洞穴灰岩的密度有较大的差异，而密度不同的物体可以通过微重力仪探测出来。岩性不同的沉积物具有不同的电磁导磁率和导电率，因此可以利用电磁测量仪和地下电流测量仪测绘出一个地区的电磁导磁率和电阻分布图。所以通过这些地球物理方法可以将掩埋在地下的灰岩和后期的洞穴堆积区分开来，而这些堆积可能掩埋有史前人类的遗存，成为考古发掘的对象。 

　　这次物探使用的设备均由法国电力公司自己准备。物探设备要入关然后出关，为此国际合作局还费了不少劲办理海关手续。由于微重力仪器非常精密，不适合托运，所以法国专家乘坐公务舱（Business Class）随身携带微重力仪。在一起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我了解到实施物探测量的专家和设备来自另外一家物探公司，不是法国电力公司自己的，而是临时租用的。 

1996年周口店遗址地球物理勘探主要成员（布莱供图）

　　物探的野外工作期间法国专家住在燕山石化宾馆，我们周口店中心的成员住在遗址管理处的由原来的山神庙改建的招待所里。当时虽然已经入秋了，但是龙骨山一带非常潮湿，棉被湿气很大，好像被雾水泡过一样,盖在身上很不舒服。龙骨山的丛林里蚊子也很多，没有被衣服盖住的皮肤上留下了很多蚊叮虫咬的红包。可以想象周口店早期发掘的日子也不会舒服。1996年的野外工作和后期室内工作的初步调查结果表明有3个地点可能有地下洞穴。第一阶段的物探调查结果将在ITC第一次会议上向专家们汇报，并讨论决定下一步工作将如何进行。 

　　3 国际专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经中科院和教科文有关专家的推荐，教科文总干事邀请了一些世界著名的科学家、考古学家和工程师组成了这一项目的国际专家委员会。其常务委员是张弥曼院士和汪品先院士、邱占祥研究员和吴新智研究员，教科文文化项目处主任贝夏吾西院士，法兰西科学院院士科庞斯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和利基基金会主席豪威尔教授，国际古人类学会主席托比亚斯教授和法国电力公司总监兼公益部主任阿布易博士。其特邀委员是英国的一名建筑师和法国博物馆学家马歇尔博士。总共11位来自中、法、英、美、南非和突尼斯的委员。1996年11月在北京举行了周口店项目的第一次国际专家委员会会议。教科文文化遗产处主任阿尔及利亚籍官员布什那吉博士暂时替代因病无法前来的文化项目处主任突尼斯籍官员贝夏吾西院士，南非的托比亚斯教授因故未能参加。原来拟聘的英国建筑师来自一家私企，因要价太高教科文无法承受便由法国国立博物馆的建筑师哥得博格博士替换。美国的豪威尔院士在预定机票时也和教科文讨价还价想要头等舱（First Class）机票，后来经协商服从联合国的廉政规定接受最廉价的经济舱机票(The most economic Economic Class)。但他在预计的时间没有出现在首都机场，刘武跑了几趟都没有接到他。正当大家担心又要少一位泰斗级国际专家时，他神奇地出现在西苑饭店里了。所以到会的委员共有10位。会议首先讨论通过了委员会章程，选举张弥曼院士为委员会主席，任命邱占祥研究员为项目主任。然后法国电力公司的专家向专家委员会汇报了物探的第一阶段成果。 

1996年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的陈宜瑜院士在第一次国际专家委员会会议开幕式上致辞（张杰摄影）

　　这次会议着重对1997年应进行的工作进行了讨论。按照保护、公众教育和科研工作的方针，该项目将在1997年对正在遭受破坏的山顶洞进行修复，对第一地点的保护方案作进一步的专家论证。委员们对于把周口店博物馆建成为亚洲地区人类发展历史的最具代表性的博物馆给予很高的期望，建议尽快对这一方案的实施进行讨论。对遗址的研究工作将在地球物理方面的新资料基础上做进一步的探测工作，以便确定今后工作的重点。 

　　根据第一次ITC会议的决定及争取到的有限经费，项目主任邱占祥组织了山顶洞保护方案的规划与设计，由清华大学建筑系的一个团队设计了一个方案，并请有关专家进行了审核。 

第一届国际专家委员会成员及其他参会人员1996年11月参观北京猿人遗址

　　另一方面法国电力公司自1996年9月和10月在周口店遗址进行了1个多月的物探及1年多的室内数据分析后，于1998年初得出了所有相关结果。这项物探工作的结果可以使有关专家确认目前尚被掩埋在地下的史前洞穴堆积的位置和范围。在这些洞穴堆积中，有可能发掘到古人类化石及其活动遗迹。法国电力公司在教科文驻京办的协助下于1998年11月9日在六星级酒店北京国际俱乐部饭店向中科院及有关单位作了物探结果的详细介绍。邱铸鼎所长代表周口店项目的中方接收了由法国电力公司公益部主任阿布易先生递交的物探报告。根据这个报告的建议，下一步的工作是对探测到的可能有史前堆积的区域进行钻孔取样，确认这些区域的地下是否存在松散的堆积。 

1996年周口店项目第一次国际专家委员会会议新闻发布会（张杰摄影）

　　4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京办兼职 

　　周口店项目在筹备阶段时所里曾派遣李亦征和朱根柱在教科文驻京办帮忙。随着项目的开展，因参与项目的法国专家比较多，所领导就决定让有法语基础的我去教科文驻京办工作。因为我的志向是科研，虽然愿意发挥我的法语专长，但不太愿意多花时间在项目运作和管理方面。所以最后达成的结果是每周去教科文驻京办工作两天。驻京办和我签订的协议是我作为兼职的项目专家(Program Specialist)。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对联合国这个国际组织及其系统有了一些实质性的了解。 

　　1971年我在上中学的时候，从广播和报纸上得知在联合国第二十六届大会上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的决议，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全国各地都进行了庆祝活动。学校的老师也对联合国的概念做了一些介绍，所以那时候我对联合国有了一个初步的印象，简单地说是一个最高最大最上的国际机构。在教科文驻京办工作后，了解到联合国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由主权国组成的政府间国际组织，除了总部以外还有很多涉及不同方面和领域的分支机构，例如世界银行、儿童基金会、粮农组织、世贸组织、世卫组织等等。而联合国的主要工作简短地说是为了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为此联合国系统多次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联合国驻京系统的首席代表处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京办，在外交上相当于联合国驻华大使馆，并协调联合国系统各个驻京代表处之间的工作。而教科文驻京办相当于联合国在教育、科学和文化方面的驻华大使馆，代表该组织与中国政府进行沟通并实施该组织在中国开展的项目。联合国系统还有很多其他的驻京代表处，各个代表处的代表在外交身份上相当于大使。而在中国政府方面，为了配合与联合国之间的沟通与合作，设立了很多对口的政府机构。例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应的中国政府机构是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挂靠在教育部下。教科文全委会主任由教育部的一位主管副部长担任，而副主任分别由外交部、科技部、文化部、中科院、社科院、国资部、住建部的一位主管副部长或副院长担任。全委会在教科文总部设有常驻代表处，相当于驻外大使馆，代表中国政府发声表态。在当时代表中科院的全委会副主任是许智宏副院长。 

1997年5月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访华时与教科文驻京办工作人员合影（作者在后排右1）

　　教科文驻京办位于建国门外的外交公寓。当我初去驻京办兼职时，驻京办的全称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中国、朝鲜和蒙古代表处”。后来增加了日本和韩国，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中国、朝鲜、日本、蒙古国和韩国代表处”。因为代表处设在北京，所以简称教科文驻京办(UNESCO Beijing Office)。当时驻京办的正式官员只有代表、行政官、教育项目官和文化项目官共4位全职成员。后来又增加了一位科学项目官。外交部有个外事服务局，为各个国家以及联合国系统的驻华外事机构提供包括翻译、文秘、财务、后勤等方面的服务人员。当时在教科文驻京办的这类人员大概有6个。还有几个像我这样的项目兼职人员。最后还有一些志愿服务生和高校实习生。我名义上是因周口店项目的需要在教科文驻京办帮助实施这个项目的，但是联合国系统的工作和活动很多，而正式的全职官员又很少，我在那时又是为数不多的“海归”博士，所以我经常被作为教科文驻京办的科学或文化官员的代表去参加一些联合国系统的会议或与中国政府的一些部委沟通。我发现政府部门的官员在说话时有很多的相似性，讲得也很在理，似乎都是经过同一个学校培训出来的。而有些单位和开发人员对联合国系统的具体情况不了解，对联合国各个分支机构的使命和功能也不了解，光凭着自己的想象来找驻京办谈合作，显得很幼稚。有一次有一家电视台的一个栏目想拍摄一部有关北京猿人头盖骨丢失的系列片，与我联系要求与教科文合作，目的显然是为了提升节目的重要性，还要求驻京办资助他们去日本采访。由于北京猿人头盖骨是在二战期间丢失的，日本在丢失事件上即使没有直接责任也有间接责任。而驻京办的最高官员恰好来自日本，驻京办的主要经费来源也是日本。所以他们的提案实际上是要拿人家的资助去揭人家的短。另一方面当时从法国在华投资的企业募集资金的工作不顺利，所以我正在努力从日方争取经费。现在这个栏目为了他们自己的节目拿我们周口店遗址的资源拍片，揭日本在二战期间的伤疤，显然会影响我从日方争取经费资助周口店项目。我当然不愿意他们来冲击我们的项目，但又担心掌握话语权的媒体会把（此处省略两个字）那顶脏帽子扣到我头上，所以他们每次来找我都让我很难堪。类似的事情没少遇上过。 

　　由于周口店项目经费没有募集到位，项目开展非常有限，所里对教科文也有意见。到了2001年，也就是项目协议约定的最后一年时，我准备离开驻京办。也就在这年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和联合国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驻京办的全职官员都获得了一份诺奖证书。我不是全职的正式官员，所以没有证书。中科院地质所的庞忠和曾经全职在国际原子能机构工作了一段时间，回所前的2005年这个机构及其总干事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庞忠和就获得了一份诺奖证书，载誉而归。当然，有没有证书只是一个形式，重要的是有没有为世界和平做努力的心和行动。如同佛教中所说的“人人皆可成佛”那样，只要有善心去做善事，此时此人便是佛了。所以不管是谁，只要为世界和平做贡献了，此时此人就是实际上的和平奖得主。 

　　中科院实施知识创新工程后，把研究所的工作方向定位在科研上。2002年我受邀去法国国家博物馆做短期研究工作，便没有和驻京办续约，回国后便全职在古脊椎所做研究工作了。 

　　5 项目经费的争取 

　　1995年法中人种学基金会在北京北海公园里的仿膳饭庄做过一个项目推介和募捐活动，1997年11月教科文在巴黎总部又进行了一次募捐活动，由法中人种学基金会科学顾问科庞斯院士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会堂发表募捐演说，并向与会者散发了有关的募捐资料。中国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常驻代表和中国驻法大使应邀出席了这一活动。法国在华投资的许多工商界代表及媒体的新闻记者也参加了这一活动。企业的捐赠依赖企业的盈利，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盈利的大部分用途是用来扩大再生产。所以从在华投资的法国企业中集资的效果并不显著。 

　　根据巴黎协议，周口店项目资金募集的工作是由法中人种学基金会负责。这个基金会实际上挂靠在蒙迪艾尔救援这家保险公司下。对于资金如何募集的问题这家基金会答复是商业机密，不便透露。但是每次活动基金会都非常高调，均要求在五星以上级别的酒店或部级以上的机构里举行，并要求有媒体的宣传报道。所以我猜测捐赠的经费里可能有一部分来自企业的广告费，这部分的捐赠金额可以用媒体免费报道的宣传效应来抵消；还有一部分可能来自捐赠后可以向中国政府申请的退税或免税部分。 

　　中科院是一家事业单位，向来科研经费是由上级下拨的。即便是和一些国外科研单位合作的项目也是由对方拨款来实施项目的。所以很多人都想当然地认为，设立了一个有明确数额的项目就意味者会获得这笔经费。而周口店项目完全是另外一种经费模式。在巴黎签订的项目协议书上写得非常明确，为了实施周口店项目，需要募集到250万美元的资金，而不是有现成的那么多资金可以使用。古脊椎所有不少人误以为经费是现成的，都掌握在教科文这边，所以多次抱怨教科文不按时拨款，不讲信用。而教科文和法方则认为是中方提出申请要他们援助的，他们是准备为中方募集一笔资金，并不是欠中方这笔资金，而且他们已经尽力去募捐了。所以他们也批评中方只知道索取不知道感恩。我夹在当中很为难，不知所措。其实这是给我的一个锻炼机会，检验我是否有能力去协调好两边的关系。非常遗憾，我交了白卷。 

　　教科文的项目分两大类，一类是常规项目（Regular programs），另一类是预算外项目（Extra-budgetary programs）。常规项目是由会员国缴纳的会费中拨出资助的，项目的立项必须根据当年的教科文大会所做的规划来确定。常规项目的数量很多，但每个项目的经费支持力度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为1000-5000美元之间。这个数额现在看来非常有限，但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还是有点份量的。常规项目又称为种子项目，目的是引导发展中国家在教育、科学和文化方面的发展，从而引发出更多更大的项目。我在驻京办兼职期间为古脊椎所争取到一次最高的5000美元常规项目经费，是通过教科文驻华代表特批的。常规项目必须在年内执行完毕，严格按项目规划的分类如差旅费、仪器设备费、调研费等使用经费。如果不能执行完毕的，结余经费必须归还给教科文，而且来年继续申请会降低经费的支持力度。当时我们，甚至国际合作局的领导都不明白为什么项目结余必须上交，有了结余反而会降低来年的经费审批额度。就连请教联合国系统的财务人员也不知道答案，只知道这是规定。后来科学院也采取了相同的经费执行政策，同样也没有人来解释这样做的缘由。我只能从计划经济的角度来理解这种政策。例如经营一个食堂，饭菜做少了不够吃，做多了又吃不完，剩饭剩菜第二天没人要，扔了谁来买单？如果要避免浪费，那么最好的办法是人人订餐，没有按计划就餐造成的损失由订餐人自负。企业的生产也一样，需要统计市场需求，这样才能合理采购原材料、雇佣适量的劳动力、使用容量相当的库房，等等。而政府部门批准的各种项目可以为各个企业提供精确的市场需求，从而规划当年的生产，把生产不足或生产过剩的可能降到最低，从而减少资源的浪费、减少失业率、维持社会的安定。所以获批的项目必须严格按照批准下来的项目规划来使用经费，也就是按照原定计划去采购和消费，不然会受到降低经费额度的惩罚。 

　　预算外项目是由教科文通过其他途径争取到的经费来规划的项目，周口店项目就属预算外项目。预算外项目的经费当年执行不完可以保留下去，不受年限限制。法中人种学基金会募集到的基金根据“巴黎协议”一律汇入教科文为周口店项目设立的在纽约和日内瓦银行的帐户中。教科文根据项目实施单位的申请，订立审批经费使用合同并给项目实施者拨款。我在教科文的工作之一就是起草这些合同。另外，捐助者还可通过为项目提供科技援助的方式，即提供工作或物资来帮助项目的实施，并用金额的数值来表示捐助量的大小。法国电力公司的捐助就是以技术援助为主，资金援助为辅的资助。他们帮助实施了本项目的第一项内容，即在以第一地点和山顶洞为主的保护区范围内进行全面细致的地质普查和地球物理勘探工作，资助了ITC第一次会议。有一家法资水泥厂愿意为周口店项目提供水泥。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有合作关系的一家法国软件公司愿意提供的赞助也是以提供软件的方式。这款软件目前在古脊椎所用得上，是虚拟三维重建可视化软件，我与他们洽谈过。但是当时古脊椎所没有能力配备相关的硬件，所以他们的捐赠派不上用场。还有一家法国企业是销售葡萄酒的，他们提议在每瓶葡萄酒上贴上一个北京猿人的标志，每瓶酒多卖5元，这5元积累起来可以赞助周口店项目。虽然这个提案最终是以资金的方式赞助周口店项目，是我们最欢迎的方式，但是教科文本身的性质决定了该组织不能和酒精发生关系，所以这条路行不通。 

　　在上个世纪90年代教科文的预算外项目的经费来源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德国信托基金，还有一个是日本信托基金。当时德国和日本分别是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仅位于美国之后，后来日本又超过了德国。而这两个信托基金都是由国家承担的，即来自税收和捐赠，完全由资金组成，与法中人种学基金会的混杂有技术捐赠的基金不同。德国信托基金的项目在非洲比较多，而日本信托基金的项目在亚洲比较多，在中国主要投资在陕西的大明宫修复项目。在中法合作项目之前，曾经有个日本建筑师设计过一个规模非常大的保护项目，据说需要资金上千万美元。这个规划上报以后可能也是从日本信托基金拨款，所以必须经过当时的经贸委审批。到了经贸委那里就被否决了，因为国家还有更重要更迫切的项目需要外资。我曾经和驻京办的代表探讨过从日本争取经费资助周口店项目的事，但当时的媒体在传播有关日本对北京猿人头盖骨丢失负有责任的报道，使得周口店项目对日方来说是个敏感话题，不便深入。最后，真正资助周口店项目的来源只剩下法国电力公司一家。 

　　在改革开放初期，联合国系统有一些项目经费，但是了解情况的单位不多，所以提交的项目申请很少，经费经常花不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提交的项目申请越来越多，经费就越来越紧张，分摊到每个项目的经费就越来越少。后来演化出一种精神上或道义上的赞助（sponsorship）。即项目执行方或活动的组织方具备足够的经费，但是需要教科文的参与来提升项目或活动的意义和价值。在驻京办方面只要项目或活动符合教科文的宗旨就会同意。有一次让我代表驻京办的文化官员参加在北京展览馆举行的一个民间文化艺术节，在介绍主席台上的嘉宾时我才知道在我身边的是北京市副市长。可见教科文在一些组织者的心目中是非常有地位的。后来中国经济搞上去了，有些单位不仅不需要教科文的经费，而且愿意投入上亿的经费去搞世界遗产或世界地质公园的申报活动，目的就是利用教科文的声望来提高遗址的身价。 

　　6 纪念北京猿人第一件头盖骨发现七十周年 

　　1999年是北京猿人第一件头盖骨发现70周年。按照以往的惯例，在每个逢十的周年都要举行学术研讨会和纪念活动。所以1998年开始筹备1999举行的国际古人类学学术研讨会。以前这项活动是由包括旧石器在内的古人类研究室具体操办的。但在上个世纪90年代古人类研究室细分为以体质人类学为主的古人类研究室和以旧石器考古为主的旧石器研究室，还成立了以研究第四纪哺乳动物及人类演化环境背景为主的周口店中心。虽然有人建议要搞活动，但得有人来具体操作。而当时周口店中心的负责人金昌柱正在日本攻读博士学位，古人类室的年轻负责人刘武也去美国从事为期一年的合作研究，无法参与筹备工作。所以研讨会的大部分组织工作，实际上是跑腿干活的事，就落在了我的身上。正好我在1998年参加了一个在兰州大学举行的第四纪古土壤古气候国际研讨会，目睹了会议的组织工作。这个研讨会是由刚从英国回国的方小敏博士组织的，他是组委会秘书长。我参照这个研讨会的模式来组织1999年的研讨会。当时的联系方式是邮件、传真和电子邮件。而那时互联网刚进入中国，并不普及，会使用的人不多，网速也很慢。我在教科文驻京办兼职，所以有一个教科文的帐号。由于经常使用，所以对相关的技术掌握得比较熟练。而教科文的网络属外交系统，网速快一些，所以与国外专家联系比较便捷。我在古脊椎所也有一个电子邮件帐号，是拨号上网的民用个人帐号，不仅租金不菲而且网速很慢，还经常掉线断网。因此我主要是利用教科文驻京办的网络一方面与外国专家联系，另一方面把会议通知散发到我搜索到的有关论坛，吸引有关专家来参加周口店的国际研讨会。互联网的效率帮助我吸引到不少国际同行，加上所里的前辈对研讨会的重视和支持，还有其他年轻同事如侯亚梅、王谦、赵凌霞、邵颖等的帮助，报名人数大大超出往届的研讨会。 

　　由于参加研讨会的国内外专家都比较多，所里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国家文物局以及教科文的资助，还得到了融商集团和新浪网的一些资助，研讨会的开幕式得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常委兼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中科院院长路甬祥、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斌、北京市委副书记李志坚等领导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京办代表野口昇先生等参加了开幕式。作为周口店早年发掘的见证人，贾兰坡院士也在开幕式上做了讲话。当时刚从美国留学回国的周忠和博士和从英国回国参加研讨会的李愉博士在开幕式上担任汉译英同声翻译，我担任两位外宾的英译汉和法译汉口译。开幕式结束后围过来一些采访的记者，这也是周口店项目赞助方要求做宣传的一部分内容。当采访结束我陪着特邀代表柯庞斯去乘大巴回所时，发现所有大巴和中巴都已座无虚席了。我只好去找一些貌似还有空座位的小车。这时开幕式的赞助商之一，融商集团的董事长让柯庞斯和我上他的专车。董事长租用了一辆开道车，我们在董事长的车里紧随其后。参加开幕式的车队就这样畅行无阻地从人民大会堂经过长安街和三里河路回到了西苑饭店。我在驻京办上下班的时候为了节省往返共6元的地铁车费而骑自行车，无论春夏秋冬还是风吹日晒雨雪交加，都要在长安街和三里河路之间穿行两小时。上下班期间车水马龙，红绿灯频繁更替。在密集的车流中我被别人撞倒过，也撞倒过别人，刮蹭更是常事，腿上至今还留着不少伤疤。没想到开幕式这天竟然能舒舒服服坐在老板车里，还有警车开道，一路绿灯经过长安街和三里河路，途径新华门和钓鱼台国宾馆。那种感觉只能用一个“爽”字来形容。对比之下不禁鼻子发酸眼睛发潮。当然，爽快的时光再长也是短暂的，况且中华文化中“龙”的精神强调“能伸能屈，能现能隐，能上能下”，接下来的上下班交通还是和以往一样锻炼身体。 

1999年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际古人类学学术研讨会开幕式（张杰摄影）

　　开幕式后的学术研讨会全部在古脊椎所进行,最后一天参观周口店遗址。在研讨会中我接触到一些标本虚拟解剖的内容，也就是通过CT扫描数据使用相关软件对标本的内部结构进行无创研究。这令我很感兴趣，也成为我后来的研究方向之一。从会前考察到会议结束这段时间我的工作非常多，经常忙到次日凌晨两点，还要起早准备当天的工作，有时忙得脑子发木。会后我承担了研讨会论文集的征稿和编辑工作。论文集作为由古脊椎所主办的《人类学学报》第19卷的增刊出版。出版经费一部分由所里出，另一部分从周口店项目中出。因为当时副所长董军社的家属在一家印刷部门工作，可以将Word排版的文件制成胶片，然后印刷装订成册，价格也实惠。所以我自己排版，由编辑部审校，节省了排版费，使得论文集可以使用铜版纸。这也是学报第一次使用铜版纸印刷，提升了出版质量。和现在相比，当时的电脑很贵，配置又很低。我用出版经费买了一台普通的联想电脑，内存不到500M，硬盘大概2.5g，操作系统是地摊版的Win98,Word是用驻京办那里的正版Office97安装盘安装的，稿件的备份存放在1.4M的软盘里。排版是个技术活，有些工作也是挺繁琐的。有些稿件的插图是手工绘制的，我必须把插图带到驻京办利用那儿的扫描仪扫描，然后带回来把扫描图上的斑点污迹一点一点清除掉。有些插图的线条是徒手绘制的，我还要利用绘图软件重新清绘。还有些稿件是电子版的，但是插图的格式五花八门，我必须安装学习多种地摊版绘图软件才能打开并编辑这些插图。因为我比较喜欢钻研电脑，所以一直保持着兴趣去学习编辑排版的技巧。最麻烦的是修正参考文献的格式。收到的稿件所附的参考文献格式五花八门，我必须把这些参考文献用手工一个一个纠正过来。因为这部分工作没有技术含量，当时也没有相关的软件可以自动处理，所以是我最不愿意干又不得不硬着头皮去干的部分。最后我还把论文集用驻京办的Acrobat3.0转换成pdf格式，刻录在光盘上并上传到一些免费网站上，使论文集成为国内最早的上线文献之一。再看现在的编辑排版工具，功能多样而强大，现在的年轻人也知道的比我多得多。这20年来的发展的确非常的快。 

　　7 在周口店遗址进行地质钻探 

　　2001-2002年我去法国国家博物馆短期工作期间曾经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与物质文化遗产处的官员汇报周口店项目的情况，告诉他们距离筹集满250万美元经费的距离还很远，并希望总部能在集资方面予以帮助。总部的官员说在巴黎的华裔商人都发大财了，我可以向他们去集资，把募捐的皮球踢还给了我。 

　　2002-2004年在我的印象中是中科院发展的一个拐点，拐点两侧的差别非常大。我回国后，2003年驻京办与所里联系，说法国电力公司希望继续完成剩下的地质钻探工作。这时中科院开展知识创新工程已经有若干年了。根据知识创新工程的定位，古脊椎所以科研工作为主。而周口店遗址的保护工作不属于科研工作，所以中科院决定将遗址的保护和旅游开发交给北京市政府来承担，而中科院只保留研究的权限。北京市政府便把周口店遗址交给房山区管理，相关的编制和人员配备也做了调整，并对遗址的环境进行了改造，水泥厂等污染企业也停工外迁。我参观了改造后的遗址，的确变化显著。古脊椎所的各个楼房也在知识创新工程支持下做了装修，面貌焕然一新，令前来参加纪念德日进诞辰研讨会的法国来宾赞叹不已。经过所领导和遗址管理处的同意，上报国家文物局批准，允许法国电力公司在核心保护区外的龙骨山西南侧的一个山坡上进行地质钻探。2003年法国电力公司聘请了法国国家道路桥梁研究中心的专家来周口店遗址做钻探前的物探准备，2004年开钻。物探工作结束后，法国电力公司又高调在西苑饭店介绍了物探成果，并在西苑饭店顶层的旋转餐厅招待了相关人员。我在80年代初刚进古脊椎所时西苑饭店的新楼刚建成，那时收入很低，想在旋转餐厅用餐只能是梦想。周口店项目帮我实现了这个梦想。 

　　由于钻探工具非常沉重，托运和入关出关非常麻烦，费用也高，所以法国电力公司决定在中国当地租赁地质钻探工具和雇佣当地劳动力，并把联系的工作交给了我。正好有一次我去家乐福购物时有一支钻探队在超市前打钻，是北京市勘察设计院的，我问他们要来了联系方式，然后转给了法国电力公司驻京办，让他们协商地质钻探的工作和费用。他们达成了协议并在2004年10月由当时主管周口店遗址研究工作的高星副所长在龙骨山西南坡面对媒体记者宣布开钻。 

2004年在龙骨山的西南坡进行地质钻探（董为摄影）

　　负责钻探的是北京市勘察设计院地质所的所长。他向我们介绍了他们院的一些改革情况。比较引起我们关注的是车改。他们院取消了公车，公车拍卖给个人，每个人按行政级别和职称级别发放车贴。他家拍到了一辆桑塔纳，他还买了一辆新的雅阁，令我非常羡慕。那时我刚从人力自行车升级到电动自行车。 

　　主要媒体报道了在周口店开钻的新闻后，很多其他媒体马上跟进，前来周口店遗址采访。古脊椎所进入知识创新工程后，业务考核的内容之一是在国际核心刊物上发表的论文。《Nature》和《Science》的记者来古脊椎所采访时也曾表示欢迎把周口店遗址的研究进展投稿给他们的刊物。但是这些刊物都在征稿简则中规定不接收已经公开报道过的成果。我们也希望周口店遗址的物探成果能在这两家刊物上发表，所以不愿媒体过多的报道。但是记者非常多，我们走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连我们怎么吃饭，吃什么都要拍照报道，轰都轰不走。这和前几年相比变化很大。那时我们根据法方要求做新闻报道时，记者架子很大，我们得准备一些礼物来吸引记者，而最受欢迎的礼物是来自巴黎的法国香水。没想到现在的记者会不请自来。至少这是改革给媒体带来的变化。钻探结果出来后我们撰写了论文，在2006年优先投稿给来约稿过的《Nature》。出乎意料的是该刊物的编辑答复说完全知道我们的稿件质量很高，但是刊物的读者对物探成果并不感兴趣。如果能在物探结果显示的地方出土古人类化石，请一定把稿件投给他们。后来把稿件转投给《Science》，结果大同小异。为了能在这两个刊物上发表勘探成果，我们曾和前来采访的记者周旋了一阵，以便把第一时间的报道留给这两个刊物，甚至让一些媒体的记者扫兴而归。结果这些努力都是多余的，也使我萌生了改革这两个国际刊物的梦想。 

　　8 结语 

　　周口店项目虽然于1995年启动，但真正投入的国际企业只有法国电力公司一家。周口店项目以法国电力公司完成了最后的地质钻探工作，并在2005年完成了钻探报告为终点，比原计划推迟了5年结题。项目拟定的7项工作计划中只实施了第一项工作，其他6项只得到了非常局限的实施。项目结束若干年后，法中人种学基金会在2012年邀请遗址博物馆的领导董翠平和原周口店中心的主任金昌柱博士以及央视记者等人员去法国的相关遗址参观，交流世界遗产的管理和发展经验。基金会还是那样高调，为中方的访法代表购买了公务舱往返机票。随后，基金会的骨干回访了周口店遗址，见证了遗址的变化。 

　　1994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设立了杰出青年基金，我在一些留学回国人员的鼓动下申请了这个基金。因为要有个项目规划，所以根据我在留法的体会申报了周口店遗址的研究。在所内进行专家论证的时候有很多前辈认为周口店遗址现在需要的不是研究，而是保护。但是保护工作显然不能申请基金委的项目，而是文物局的项目。后来申请稿草草完事，递交后没有获批。参与到周口店项目后也感到以保护为主的项目不是研究所的工作方向。所以我个人认为把需要做大量保护工作的周口店遗址交给北京市管理是对的，近20年的事实证明这样做是有成效的。现在不仅新建了一个非常好的博物馆，在第一地点和山顶洞的核心保护范围内还用大量钢铁建成了一个美观实用的保护大棚，周边环境也得到了很好的改造。如果要说遗憾的话，古脊椎所当时没有用遗址的地盘置换可以存储化石标本的地块，以至于现在为了存放化石标本要去寻找并承租库房。 

　　周口店项目还说明了中国的事情主要还得靠中国自己，靠别人是很被动的。周口店遗址的发展说明了国家的经济发展最重要，是任何发展的基础。只有经济上去了，基础研究和文化事业才能得到发展。 

　　周口店遗址的发现已经有90多年的历史了，在古人类学方面的研究价值不断被后来发现的一些遗址超越。但是周口店遗址所具备的人文价值是永恒的，即全人类起源于共同的祖先，不同肤色、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人民之间都是兄弟姐妹，所以在交往中要互相尊重、互相了解、互相帮助，化冲突为合作，这样才能推动整个人类的和平发展。这也是我参与周口店项目得到的最大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