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谢骏义

　　我知道杨钟健，是在1957年刚刚进入西北大学的新同学见面会上。同学们自报家门，一位来自陕西华县的同学说：“来自杨钟健父亲创办的咸林中学”。原来杨钟健教授1948～1949年间任西北大学校长。作为这所大学的学生，应该知道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支撑西北大学的老校长。从此，杨钟健的名字，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崇高而深刻的印象。 

　　杨钟健先生是著名的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教育家、博物馆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他是中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奠基人，中科院古脊椎所的创始人。他的研究范围涉及地学许多领域，也包括人类学、考古学等相关学科。“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实为地质古生物学界的一代宗师。”（著名科学家、国家科学技术最高奖获得者刘东生教授语）他的肖像和达尔文、欧文等一起悬挂在著名的大英博物馆展厅之中，向世人彰显他对古生物学的卓越贡献。 

　　我到古脊椎所的1973年秋天，杨钟健所长的办公室已迁至西直门外的研究所新址了。我在北郊研究所原址一般见不到他的身影。可是，由于拍摄黄河象的电影，我很快就见到了这位一代宗师。 

　　那是1973年9月10日，经过许多天的修复和准备，按照电影拍摄的要求，工作人员临时搭建了观察研究的场景。下午，杨钟健所长来了。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那满头的白发和深色的眼镜。他已经是78岁高龄的人了，听力稍差。 

　　这天拍摄的重点是老中青研究人员观察、研究大象头骨。参加人员除了杨老和象化石研究小组的成员外，还有著名古哺乳动物学家周明镇教授和张玉萍、丁素因女士。由于场地有限，只能让部分人上场。于是，留下了杨钟健、周明镇等著名科学家研究黄河象的历史性场景。 

杨钟健（右2）、周明镇（右4）等观察研究黄河象头骨 

　　这天下午，经过研究组负责人黄万波介绍，杨老知道我来自兰州的省博物馆，便问起兰州的沈滋兰。我照实回答说不知。他又说起古脊椎所原来有个叫张发（1964年兰州大学地质地理系毕业，分配到古脊椎所新生代研究室工作）的，去年调到白银市一个研究所了，今后你们可以联系。杨老对从自己门下流走的晚辈如此关心，可见他的为人。 

　　一年后，我在贾兰坡教授的办公室里，又一次见到了杨钟健先生。 

　　那是1974年初冬的一个下午，经过贾老介绍，杨老就与我攀谈起来。他又一次问我知道不知道沈滋兰？我显得有点窘迫。贾老看出此情，即向我示意，要让杨老高兴高兴。于是我回答说“知道”。杨老听后十分高兴，说他1935年到兰州曾得到沈滋兰女士的热情款待。兰州的烤小猪等特色美食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杨老浓郁的关中口音让我这个西北人倍感亲切。 

　　在古脊椎所，我接触到的每个人，没有不对这位研究所的创建者和老所长给予极高赞誉的。在我进修旧石器时代考古的日子里，贾兰坡先生常常以杨钟健先生为楷模，引导大家如何研究、怎样工作。他尊这位大他11岁的挚友为老师，称杨老“为人厚道，善于育人，一生培养了很多人才”。 

　　在研究所里，我还见到了以发现“北京人”第一个头盖骨而闻名世界的裴文中先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留美回国的古人类学家吴汝康先生。 

　　杨钟健、裴文中、贾兰坡、周明镇、吴汝康都是中国科学院的资深院士。在当时只有100来人的小研究所里，居然能有这么多资深院士，说明这个研究所在中国科学界的地位，以及在世界古脊椎动物学、古人类学学术界的影响力。可惜当时“文革”还没有结束，除了指导老师贾兰坡之外，我没有能够当面聆听到这些大科学家的讲述。但是，自这次相识之后，再读他们的文章时，我的心潮不由自主地澎湃起来，顿时亲切和深刻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