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三篇文字，节选自科学出版社《追忆黄河象 一个考古人的手记》一书，作者谢骏义。谢骏义1938年生，1961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地理系，曾任甘肃省博物馆副馆长、副研究馆员，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馆员。  

　　贾兰坡，中国杰出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古人类学家和第四纪地质学家。早在学生时代上第四纪地质课时，我就知道了他的大名。1935年，他接替赴法国留学的裴文中先生主持北京周口店的发掘，于1936年11月连续发现了三个“北京人”头盖骨，名震海内外。后来，我又知道了他是从一个中学毕业生成长为中国科学院的研究员，是一位刻苦进取、勤奋向上、靠个人不懈努力实现人生价值的传奇式人物。 

　　1973年3月，我到合水县勘察化石产地，与甘肃省负责文物工作的王毅在平凉话别时的情景，时时在激励着我拜见这位大师。 

　　还是在象化石发掘工地上，每当下雨不能出工或河水阻断无法工作时，我除了学习哺乳动物化石知识外，经常翻阅贾兰坡等在刚刚复刊的《考古学报》上发表的《山西朔县峙峪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憧憬着如何向贾老求教开展甘肃省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如今，我来到北京，交待了兰州单位、同事托付的事务，就去拜访研究所里的这位科学家。 

　　那时，贾兰坡研究员所在的第四研究室（人类室）还没有搬迁，仍在原古脊椎所办公楼的403室，与我们合水象研究小组的办公室仅一墙之隔。 

　　1973年9月3日上午，在郑绍华的带领下，我拿着王毅同志的信件，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来到贾老办公室。 

　　当我把王毅的信递到贾老手里时，面对这位大名鼎鼎的科学家，我开始有些紧张，但看他那慈祥的面孔、热情的招呼，紧张的情绪很快就放松了。看完王毅的信，贾老询问我是那个学校毕业的，学什么专业。他还特意问我多大岁数，我回答三十五岁。他赞叹地说：“好年龄！”他勉励我好好学习，指出化石和地层是旧石器考古工作的左右手。他让我结合象化石的工作先从哺乳动物和新生代地层学起，后期再转向石器本身。 

　　贾老还勉励我说：“甘肃是中国发现第一块旧石器的地方，东西很多，很有搞头。一个省有那么个人很重要。山西有了个王择义，就搞出了很多东西。”贾老希望我在象化石工作告一个段落后，专门来人类室学习，时间争取长一些，“先熟悉，再深入搞，然后再出去一下，不致回去丢掉。” 

　　古脊椎所业务处对我进修的事很重视。半年之后，当他们了解到王毅给贾老有专门信件和贾老的态度后，通过人类室负责人邱中郎先生通知我，从次日（1973年3月7日）起正式转入人类室，由贾兰坡先生指导我进修旧石器时代考古。这天，邱先生还向我介绍了人类室的业务范围和人员组成等情况。 

　　关于我在贾兰坡先生指导下进修旧石器时代考古的事，因为与黄河象化石关系不大，不再累述。这里只说说与黄河象化石有直接关系的一件事。 

　　1974年1月3日，贾兰坡经过我们摊放黄河象脚趾骨的217号房间。他进来看到我们正在摆弄象的脚趾骨化石时说：“这个象化石材料很重要，描述后将是一个样板，别人都得跟你的比。”贾老的一番话，让我这个初学者认识到，甘肃合水县发现的象化石在古生物学研究上的意义，也意识到我们黄河象研究小组肩负的光荣重担。 

1974年7月谢骏义（右）跟随贾兰坡（左）在内蒙古大窑遗址考察（卫奇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