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捷老师访谈录

       古脊椎所90周年纪念采访
       采访、整理:白炜鹏
       小编:叶老师,您好!借着所庆90周年的机会,想采访一下您,和您聊聊您对古脊椎所的回忆。您能先给我们讲讲您求学的经历吗?
       叶捷(以下简称叶):我是1963年上的大学,就读北京地质学院,也就是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的前身。当时考大学的时候也是稀里糊涂的,看见人家写了个古生物专业,我觉得很奇特,就填了个古生物专业,致使我成为了一名古生物工作者。当时的学制是5年,由于遇到文革,只上了3年的基础课,搞了两年大革命,结果到了1968年的年底学校才让毕业。那时毕业主要就是上山下乡劳动改造思想,在基层地质队里劳动两年之后,就留在了地质队里。1978年恢复高等教育,我报考了古脊椎所周明镇先生的研究生。在研究生阶段,我主要做的是内蒙古古近纪的材料。毕业后留在所里,因邱占祥院士和美国人合作研究榆社新近纪生物年代地层,美国领队戴福德博士(Dr. Richard Hall Tedford)是一位很有名的古脊椎动物学家,也是出色的地质工作者,他要在榆社搞地质填图,希望有人配合,我就参加了榆社合作项目,配合戴福德博士做野外地质工作,后来也就干起了新近纪研究。1995年吴文裕老师从德国获得博士学位回来之后,她做新疆立项,因为1982年我曾参加新疆克拉玛依石油管理局的油田外围的地层研究,便参与了吴老师的新疆立项,开始了新疆的新近纪专题研究,这一干就干了近25年。
90年代新疆野外(前排左起:刘丽萍,毕顺东;后排左一为孟津,左三为吴文裕,左五为叶捷)(叶捷,吴文裕供图)
       小编:您出过这么多野外,在野外有没有什么令您印象深刻的事情?
       叶:北疆最晚渐新世的地层是孟津发现的,这个发现有它的偶然性,也有它的必然性。早期石油队的地质填图主要是按照岩性来划分的,图的比例尺比较小,所以填的比较粗糙,一些地层的划分多少是有点问题,尤其是在时代上没有确切的证据。1998年7月15日,我们正在山梁上工作,看见在距离很远的冲沟里隐约有地层出露,孟津觉得如果不去看看比较可惜,便不顾路遥独自前往,最后在那儿找到了晚渐新世化石。他的发现令人振奋,咱们跑地质古生物的人,就得手勤腿勤,如果孟津没有去那边看,可能永远就是原来地质图上画的那样,就会错过一个重大的发现。在那套地层中,既有最早中新世的化石,又有最晚渐新世的化石,这样我们就找到了目前亚洲最理想的渐新世和中新世的地层界限,这一界限在中国还是很少见,尤其是地层和化石都是连续的,毫无疑问是孟津的腿勤造就了这一地层上的一个突破。
1991年中美榆社合作项目的成员(前排左二为戴福德;后排左二为董为,后排左三为邱铸鼎,后排左四为叶捷,后排右一为陈冠芳)(董为供图)
       小编:听您前面说您1978年就来所里了,那您能给我们讲讲当时所里面的情况吗?
       叶:我到所里的时候,所就已经迁到二里沟,但尚未建标本楼。旧楼的北侧是一个篮球场,当时的大门靠南一些,外面是一片小树林。所里的标本都寄存在北郊健翔桥地质所大院,存放标本的大棚子被称为“龙宫”,里面全是标本。我的硕士论文是有关内蒙的中始新世生物地层,一下子遇到了三十多个属种,怎么鉴定呢?只好跑到“龙宫”去翻标本,去一件一件对比。那时文化大革命结束,人们从斗争中都解放出来,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我感觉,虽然当时硬件条件差,但老同志们都干劲十足,非常勤奋,很认真工作的。记得当时童永生带队,我、齐陶和孟津共赴新疆。除了我们四个业务人员外,还有一些刚招进来的技术人员,在张洪师傅的带领下和我们一起工作。每到一个地点,大家一哄而上都去找化石,因为我在地质队里面工作过,所以当时打算做一个信手剖面,结果信手剖面还没做完就开始收队了;看着每个人手中都拿着化石接受表扬,就我空着两只手回去,心里面还是有点自责的。但做古生物研究其实应该是化石和层位相结合,可能是受到文革的影响当时还是处于有点不太规范的阶段。后来和邱占祥院士做榆社的工作时,认真拉剖面,填地质图,每个人找到的化石都要做标记,然后戴福德和我把化石标记对到剖面上,从那时开始一步一步的走向了规范。
90年代古脊椎所正在修建的主楼(董为供图)
       小编:您当时来所里后,和所里很多我们现在已经见不到面的老前辈应该也接触过,您能讲讲您对他们的印象吗?
       叶:我的导师是周明镇院士,我觉得他是思想非常活跃的一位前辈。当时我给他当学生的时候,基本上一周只见一面。见面之后的周先生对我的指导方式是和我天南海北地聊天,很少谈化石,但让你很有收获,他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启迪你,让你的思想更活跃。所以面对周先生的时候,你能感觉到他既是良师,也是益友。周先生给我找了一个副导师——齐陶老师,帮助我找材料,带我出野外,指导我的化石研究,他对我的帮助也是非常大。而真正的研究工作还是要自己完成,那时候我整天都跑到“龙宫”去看标本,所以说研究工作谁都帮不了你,别人只能给你启发。研究咱们这个学科最重要的就是多看标本,多读文献,只有多看多读,积累深厚了,才能有所成就。因为我管过一段时间所里的业务,所以与吴汝康院士也有过接触,吴汝康院士和周明镇院士都是大家,但是性格却大不一样。吴汝康院士非常严谨,很难见到他脸上挂着笑容,什么事情该怎么做就得怎么做,是一位可敬的老前辈。贾老我接触不深,但他自学成才的事迹也使我深受鼓舞。这些老前辈们的共同特点就是敬业,有很强的求知欲,活到老学到老。他们的高贵品德是我们的立所之本,我们要永远向他们学习。
       小编:叶老师,您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所里年轻人说?
       叶:看到所里面有这么多的年轻人,我感到非常的高兴,说明我们的古脊椎动物研究正在不断蓬勃发展。年轻人的加入是一件幸事,他们会带来各种各样新的知识和气质,他们会在我们以前的基础上不断地创新,将这门学问做得越来越好。所以我对所里的年轻人寄托了很大的期望,希望所里年轻人们能踏踏实实做学问,能做出更大的成绩,使我们的学科成为国际上领先的学科。
       后记:在和叶老师不到2小时的聊天里,我收获很大。老先生的经历非常丰富,思维非常开阔,对于专业的理解也非常的深厚。虽然我是采访老先生对所里面一些事情的回忆,但是往往最后聊天就转到了一些专业的问题上。通过这次采访,我也把自己这几年学习中产生的困惑和叶老师聊了聊,叶老师非常耐心地解答,令我受益匪浅。看到所里面的老前辈们还能坚持来所里工作,并且身体状况都不错,我感觉到非常佩服和开心。最后借着这次所庆90周年,祝愿所里的前辈们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也祝愿我们所欣欣向荣,蓬勃发展!
附件下载:

版权所有 ©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142号 邮编:100044 Email:bgs@ivpp.ac.cn
技术支持:青云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