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被遗忘了的部门——童永生和“新生代室”的故事

采编:徐冉成
       作者按:童永生老师1937年出生于浙江温州,1955年以第一志愿考上南京大学地质系,1959年毕业后进入中科院古脊椎所工作至今。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和同事在垣曲-渑池盆地发现了曙猿化石,为高等灵长类的起源提供了新的证据与观点。1997年独立完成了中国古生物志新丙种第26号《河南李官桥和山西垣曲盆地始新世中期小哺乳动物》。2006年,他与同事合著出版《中国古生物志》(新丙种)第28号《山东昌乐五图盆地早始新世哺乳动物群》。如今,年逾八旬的童老师每周仍会抽一天时间来所里工作、与老友叙旧。他一生都致力于中国早新生代哺乳动物及相关地层学的研究,为我国的新生代地层和古哺乳动物学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值建所90周年之际,我采访了童老师,整理出本文。
1982年,童永生在吐鲁番考察时与“龙形”古新统风化地貌合影
       最初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海员
       谁能想到,这位地质、古生物界的专家,从小的梦想却和地质相差甚远——成为一名海员。
       “我考大学时原来并不想考地质,我本来想考航海,因为我在海边长大的,可是呢不可能啊,因为航海的话,政治要求比较高啊。我就想啊,算了,海阔天空,到处跑,就考地质系。第一志愿是南大地质系,下来是北大、清华、复旦” ,对于自己最初的理想与现实的反差,童老师笑着解释道。
       虽然童老师的航海理想一辈子也未实现,但他心中那份对祖国河山、对大自然的热爱,却或多或少导引着他的人生走向地质、古生物研究。
       来古脊椎所的前因后果
       古脊椎所的前身——新生代研究室于1929年成立于北京;1951年,归入在南京创建的中科院古生物研究所;1953年,又从南京的古生物研究所分出,迁往北京建立中科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1957年升格为古脊椎动物研究所;1960年改称为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至今。
       回顾这段历史,是因为童老师到所里工作和1957年由研究室升格为研究所密切相关。升格为研究所后,所里筹备新建一个“新生代室”(按:这个“新生代室”不是古脊椎所的前身——新生代研究室,而是在1960年在所内新设的一个研究机构,全称“新生代地层室”)。为什么要在高等室的基础上,再建一个“新生代室”呢?“在中国地层研究总结,一个是寒武纪以前的地层研究程度比较低,需要补空,另外呢,是第三、第四纪没人搞,要补空,所以专门成立了(‘新生代室’)”,童老师解释道。
       新成立的“新生代室”总共6个人,除了从人类室、高等室、低等室抽调的4个人外,所里当时还去南京大学招了两个人,童永生便是其中之一,另外一个是计宏祥。
“我59年来的时候,他们只告诉我,‘你待分配’。到60年春季,杨钟健先生把我们6个人叫到他的办公室,宣布成立‘新生代室’”,童老师进一步补充道,“我估计把我们招到这个所里来可能和这个有关系,成立的‘新生代室’缺人,把我拉过来了”。 
       在那个百废待兴的时代,几乎所有人的职业和人生都和童老师一样,“一切服从组织安排”,这是那个时代的特色,也是那一代人的机遇。
       初来乍到与人骨共眠,不懂化石蒙同事照顾
       “我到古脊椎所,第一个晚上才有意思呢,住在什么地方呢,住在人类室的一个屋,标本室里头。开始进去看不见啊,用帘子遮住了,他们说,‘你今个晚上睡这里吧’,我说,‘行行行!’。等他们走了以后,把柜子打开了,一看里头,好家伙,全是人头!”,童老师笑着说。
       后来有了宿舍。办公地点在二道桥,员工宿舍在东四,每天要步行半小时才能到所里。对于这段经历,童老师还特别提到一件互相“侵占”床铺的趣事:“睡觉没有固定的位置,没有固定的宿舍、床铺也不固定,你今天出差,你床铺就给人家就占了,你回来,你回来床铺上可能就睡着个人,是这样子,好玩呐,哈哈哈!”。  
       童老师刚进所那会儿,正值三峡工程前期地质普查,他便随队来到了三峡地区考察洞穴堆积,这也是他参加的第一个野外工作。但在大学里没有接触过哺乳动物化石的他,面对新的工作一头雾水,啥也不知道。“你像我们不是出去到野外去了嘛,看见东西,技术工人就说,‘这是马牙,这是牛牙,这是鹿牙,这是羊的!’。出的东西很多,我一看不知道,哈哈哈!”,童老师笑着回忆起他的第一个野外。
       三峡考察的那段日子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刚刚大学毕业的童永生就亲历了老百姓被活活饿死的场面。“那时候出去,到那个巴东,万县这些地方去。真苦!那时候是困难时期,都没有吃的,在那边(的人),腿、肚子都挺大的,饿的浮肿了。他们那个医生给我们讲,临死之前,足足两斤米饭,都能吃进去,吃的鼓鼓的,走了。死了不少人!”,虽然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但谈到这段经历时,童老师语气中依旧透着悲伤与惋惜。
       那次野外加上童永生一共4个人,领队的是邱中郎。“我跟着跑嘛!后来在一个洞里头找了些化石,找到化石呢,他们就写了篇文章,邱中郎、张玉萍(已故)他们人不错的,很照顾我,收到稿费以后还分给我十块钱呢”(作者按:当时的稿费也才三十多块钱),童老师满怀感激地说道。
       首战告捷,“北黄”、“南红”两开花
       “新生代室”成立伊始,杨钟健先生便给童永生他们定下了两个目标,“北黄”、“南红”,北边是搞黄土地层,南边是搞红层。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短短几年的功夫,便取得了巨大的收获,可谓南北两开花。先是1962年在广东南雄发现了古新世的地层,要知道,在那之前中国最早的新生代地层只能追到始新世。这次发现,既补上了中国新生代陆相地层最后的缺环,也为世界上除北美外发现极少的古新世哺乳动物群增添了新的内容。这次发现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不但召开了隆重的地层现场会议,还因此获得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1962年,童永生(中排左二)带队考察南雄大塘剖面
       “新生代室”的另一朵花——“北黄之花”,开在了陕西蓝田。1963年,在蓝田陈家窝子发现了人类下颌骨化石,从此驰名中外的蓝田猿人问世。笠年年初,童老师等人继续搞地层、填图,蓝田的人类化石专门交给另一帮人去发掘。
       尽管童老师他们没有机会亲自去发掘蓝田猿人化石,但他们所发现的蓝田人化石在当时却引起了国内古人类学和旧石器考古学界的轰动,为此,学界于1965年在西安专门开了一个地层现场会议,“在西安那个人民饭店,比较高级的一个地方开的,开的时候,他们那个副省长啊什么的都来了,规模挺大的,挺隆重的”,童老师笑呵呵道。 
       童老师他们在蓝田的工作,采用正规的高精度的地质测量方法,填制了我国第一幅地区新生代的地质图,为新生代地层的对比建立了可靠的标尺。而蓝田人的发现,更是确立了我国北方在百万年前人类的祖先就在那里生息繁衍,它是我国北方当时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化石和远古文化,因此获得1965年的中国科学院优秀奖和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奖。
       再添华彩,世纪曙猿震寰宇
       上世纪九十年代,为配合小浪底水库工程,童永生、黄学诗、王景文(已故)、郭建葳和卡内基博物馆的Mary Dawson、K.Christopher Beard及Alan R.Tabrum合作在垣曲盆地进行抢救性发掘。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一次幸运再次降临在他们身上。1995年5月,他们在垣曲发掘出一对带有几乎所有牙齿的曙猿下颌,这是当时世界上发现的最完整的有关曙猿的化石材料。童永生老师等人立即通过国际顶级期刊《科学》向世界公布了这一新的发现。加上对稍后发现的一些世纪曙猿的跗骨化石的研究,童老师等人揭示出曙猿化石所具有的“镶嵌进化”特征。这一发现在当时把类人猿出现的时间推前了1000多万年,补上了从低级灵长类向高级灵长类演化的其中一个缺环,同时也为高等灵长类动物起源于东亚“加上了重重的砝码”。
       坚守奋斗,薪火相传谱新章 
       童老师刚入所的时候,所里的条件虽然比今天差了很多,但大家学习的劲头却丝毫不输今天,甚至远超今天。对于这段往事,童老师倍感自豪。
       “当时所里面学习气氛相当浓厚的,大家都没有成家,也没有什么事,晚上的话,基本上都是在办公室里看书。”童老师回忆道,“裴文中先生给我们讲第四纪,当时的一些小册子我还一直保留到退休以后,后来我就送给同号文了,我说,‘你搞第四纪的,给你吧!’,就给他了,我留着没用”。
       那时候,古脊椎所的老师和学生来自不同学科、不同方向,所以一进所,就要“补课”,学生物的要补地质课,学地质的要补生物课。和童老师一样,今天刚入所的很多新人之前并非古生物学,甚至地质学出身。在我们的古生物学新人当中,有学考古的、学生物的、搞信息技术的、采矿的、学建筑的,甚至有搞天气预报的。面对全新的领域,我们也面临着和半个世纪前的老前辈一样的问题与迷茫。对此,童老师给出了他的建议,“如果你找到你喜欢的工作以后,希望你能够坚持下来,受点苦,受点罪,什么东西都忍一忍”。 所以,坚持一下,再忍耐一下,一切都将海阔天空。
       古脊椎所虽然小,但学风一直很浓厚。刻苦钻研、奋斗终身的精神,既体现在前辈身上,也是身边老师的行为准则。作为新一代的古脊椎所青年学子,我们也应当坚守初心,努力奋斗,将古脊椎所的优良传统和奋斗精神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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