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脊椎所90周年纪念采访
采访及整理：朱旭峰、张蜀康
Q1：赵老师，您最早是怎么到所里边来工作的呢？
A1：我们那时候大学毕业之后就是国家分配的，没有按照个人兴趣去哪里工作的说法。不像你们现在可以要求到哪边工作，我们那时没有的。我们呢，都是毕业那就国家分配。比如说到我们系，我们班那时候毕业生就40多个人，哪一个单位需要你们系，我们系里派几个人，就这样的。所以当时呢，古脊椎所要我们系（的学生），因为我们是学生物的。毕业分配就是系领导根据各单位要的人安排，就是谁谁谁上哪去，没有讲条件的。对于我个人呢，我是动物学专业，当时对生物化学比较感兴趣，希望毕业后能够去搞生物化学去，教我们生化的老师对我也是比较感兴趣的。那时候三年级，各个学生就自己去找老师说我要做论文，老师同意就做了。我就找教我们生物化学的老师说，我要做这方面的。当时系里面各位老师指导学生做三年级的课程论文，一般就给一个题目，然后再给几篇文章让学生去看，之后写篇文章就可以了。教我生化的那位老师不是这样做的，他先教我怎么去查文献，而不是先给我一个题目。比如我要研究维生素C，就去化学系里找一套化学文摘，从1945年到1956年的每一卷里把跟维生素C分析方法相关的文章的条目都摘抄下来，然后再通过国内各个图书馆的目录去找这些文献，这都是现在很难想象的。所以我到古脊椎所来，就知道该怎么找研究资料，这跟我这个老师关系很大。
Q2：您1957年到了古脊椎所之后主要从事哪些工作？
A2：刚来所里的时候，因为对这边的研究方向不感兴趣，我就很希望被重新调到别的单位去。当时所里面也愿意把我调走，然后青岛那有个海洋生物研究所，那里有个人喜欢古脊椎动物，希望调过来跟我交换，结果所里看那个人的履历觉得他身体不适合出野外，就让我老老实实待在所里面了。开始前半年跟刚来所里工作的两个人一起去北京东郊一个工厂劳动，回来后正好赶上58年北大考古专业二年级四五十个学生在周口店实习，所里面想着这是支不错的发掘力量，于是当时提出一个口号说寻找北京猿人化石，献礼国庆十周年，由贾兰坡先生来领导发掘。因为我按照专业被分配到了人类室，所以就让我也一起去了。那时候我对周口店都还没什么印象，一开始也没什么兴趣，也不知道怎么搞，就听贾先生安排做什么就做什么。后来贾先生就告诉我野外工作要怎么进行，每天写工作日志、拍照、给标本编号等等，然后我再去告诉那些学生，就这样跟着学生参加发掘学习野外工作方法，另外还有点地质学的知识。一开始的发掘非常规范细致，后来有些年轻人觉得这样挖要什么时候才能找到猿人化石，就怂恿着要大块大块挖，就跟大跃进的想法一样，于是这期间就浪费了很多标本，后来当然知道这肯定是不对的。59年总结58年工作经验的时候，觉得既然已经开始工作了，那么就继续发掘吧，让我当队长领导发掘队伍。我也很害怕，觉得自己也不懂，毕竟工作方法就是58年学习的（那些）。贾先生说去吧去吧，有事打电话给他就帮我解决，反正不是我去就是他去，有什么事所里负责。于是59年开始，我就按照贾先生教我的，开始带着队伍在那里发掘，加起来大概就十来个人。不到一个月就找到一个猿人的下颌骨，对我鼓舞很大。所里面也很高兴，特别重视，通过科学院里从各个研究所组织了义务劳动队到周口店来参加我们的发掘，一天能有四五十个人，对我来讲也是个锻炼。那时候外国友人、专家学者来周口店参观也是我来接待，就会问各种问题，也就逼着我去学很多东西。59年一直挖到12月份，60年挖掘到底部这个工作就停止了，算是进行了3年，期间不在周口店发掘的时候就在所里。
Q3：那赵老师您最后是怎么开始研究恐龙蛋的呢？
A3：58年科学院提出来要技术革新，各个所都要搞，像我们所里面觉得研究化石不能光停留在形态学研究，就开始筹建一些新实验室，包括一个组织学实验室，我们就到北京医学院的口腔系去学习牙齿的组织学，我没事的时候就去学组织学切片，后来就想着要研究巨猿牙齿的组织学，吴先生也同意了。当时64年正好赶上“四清”，让我去河南参加了两期“四清”，回来正好赶上文化大革命，所以从毕业20多岁开始将近10年就干这些事情了。文革期间也就没事干了，我30多岁每天要么参加政治学习讨论要么参加批判会。一直到69年，因为南方红层里面发现了矿产，所以地矿部给所里的任务是解决南方红层的年代问题，野外队伍主要是高等室的人员参加，然后就去南方调查，在安徽那边找到一些蛋片。他们拿给杨老看，那些蛋片表面很光滑，跟以前报道过的长形蛋之类的恐龙蛋也不一样，光那么表面看看也不知道是鸟蛋还是恐龙蛋。杨老本来也就想研究蛋壳的显微结构，只不过因为之前没切片的条件所以就没有做。现在正好所里有这个条件，就拿给我让我去实验室做切片，也许可以确认是个恐龙蛋，这样这个地层时代就至少是晚白垩，我就这么拿到了恐龙蛋的标本。一开始我也不懂这些，就拿了周明镇先生写的山东莱阳恐龙蛋显微结构的研究文章对着看，也从山东莱阳的恐龙蛋开始研究。那一开始做了长形蛋的切片也很容易，跟周明镇先生的也可以对比，但是切了一些圆形蛋的标本发现跟周明镇先生的圆形蛋的显微结构不一样，而且起码可以分成5、6种。就拿去给杨老看，他也很惊讶，说这里面肯定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就把国外学者寄给他的恐龙蛋显微结构的研究论文给我看，说让我好好研究。那会儿反正文化大革命天天没事干，就整天在实验室切山东莱阳的恐龙蛋蛋壳，切了好几百片，又把广东南雄和其他地方的恐龙蛋蛋壳拿来做切片，总共做了一千多片。除了恐龙蛋我还做了很多鸟蛋的切片，标本主要是动物园提供的。我就这么观察蛋壳显微结构，打下了基础。70年代初，我们学习毛主席哲学思想，学习实践论、矛盾论等，虽然学着很被动，但是也对我看问题的方式有很大改变。我关于恐龙蛋命名的方法还有恐龙灭绝的一些理论也就是那段时间形成的。山东莱阳恐龙蛋的研究也就是那段时间形成了文章，杨老就帮忙给推到《中国科学》上去了。如果不是杨老提携，我可能也不会做这个研究。再接下来就越来越有兴趣就继续在恐龙蛋这方面研究下去了。
Q4：赵老师，今天采访的时间也差不多到了，您有没有想要跟古脊椎所的后辈们说的话呢？
A4：我虽然在恐龙蛋的研究上做了一些基础性的工作，也探索了一些研究方向，但真正研究恐龙蛋也都是我40岁以后的事了。你们现在正是人生中最好的年龄，所里也有这么好的研究环境，古蛋类学今后的发展就看你们能做出怎样的成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