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建所90周年，值得庆贺。对研究所生日最好的庆贺，当然是用科研成果来体现。和古脊椎所同事合作的研究论文，一篇于11月27日在《自然》上线，另一篇12月5日在《科学》上线刊出。纠结许久的双响炮，可谓来得早不如来得巧。这些研究成果，给所庆增添了些喜庆。本来觉得这样的表达就很充分了，最后还是觉得说点个人的IVPP体会点滴，添点故事感。 

　　我1982年春从北大地质系毕业分配到古脊椎所。拎着包裹住进所里，和我同宿舍的是张江永同学。一个我从来没有告诉过别人的秘密是，江永那时看上去好年轻，像村里跑丢了的娃。那年刚好赶上所里组织的第一次大规模野外考察，工作区在北疆，我有幸赶上，是我第一次和古脊椎动物交道的野外经历，对我后来的工作影响深远。这次考察的一些故事和人物，在所庆80周年时已经写过，可以在下面这个链接中看到：《1982年新疆考察杂忆》，就不赘述。我只想在那个故事上再撒点胡椒粉：那次在北疆中新世的哈拉玛盖地层中找化石，我找了半天，找到几块我觉得像是钟乳石的石头，玩了一会儿就扔掉了。等回去看童永生、齐陶老师整理化石时，才知道我扔掉的是象的乳齿。没敢说，以后见到奇怪点的东西我都带回来。天下之大，没见过的东西太多，而且课堂上能学到的东西有限，还得在工作中慢慢熏。我们新疆野外最后回到吐鲁番，我因为要参加所里的研究生考试，先回了北京，没有赶上队友们躺在床上抓脸盆里葡萄吃，吃到够的场面。 

　　后来我跟周明镇先生读的硕士。从研究生院修完课回到所里，周先生就给了我一篇徐余瑄先生1961年的文章，对我说：你看看这篇文章，到这里去看能不能采到化石做论文。地点是云南曲靖蔡家冲。我背着筛子坐火车去了。到了曲靖，再坐公交车到了蔡家冲，找到村里一户人家，认识了当时还是高中生的颜周良，故事记在我的博文《朋友周良》里，也不多说了。 

　　我的硕士论文是关于蔡家冲渐新世地层里筛洗出来的啮齿类。我采集到的标本全都是单个牙，显微镜下看上去都挺好看，可上下左右我都分不清，真是要了命。不过最后好歹是把论文整出来了。请邱铸鼎老师看文稿，他看过后跟我说：你的工作做得很深。听起来好像是表扬的意思。那时所里的研究生有30多人，平时大家穷乐，晚饭后在现在盖了新楼的那片地上打篮球、排球或者聊天。到了毕业答辩时，场面很热闹甚至火爆，老楼二楼的会议室挤得满当当的。我的答辩委员会主席是邱占祥老师，他当时刚从德国洪堡学习回来不久。我的幻灯片放完后，第一位问我问题的是尤玉柱老师，上来就问有关的地层问题。问题还没有完，我噌就起来要回答。邱老师赶紧把我压在，说：别急，等问题问完了再回答。这种类型的答辩场合大概是文革后第一次，牵动全所神经，大家心里都没有底。为了保险，答辩前我给同办公室的叶捷先生事先准备了几个问题，说：要是看我不行了，就问这些问题帮我救场。答辩场上叶捷没有问题，后来跟我说，别人问的问题，都在准备题之中。尽管下来后感觉很懵圈，当时在所里进修的郑龙亭却对我说：“舌战群儒”。当时的一个难题，是邱老师问的，关于我的研究对南亚一带的古动物地理和环境有什么看法。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坦白地说，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我自己研究的东西本来就是很小的一个内容，加上那时科研信息交流有些难度，别的区域的资料我基本上没有接触到。即使有，在那么短的时间中也很难读下来、读懂，没法回答问题。当年的那些场景，现在还历历在目。慢慢才明白，学无止境，何况那时脚还没有迈进科学研究的门槛里。 

　　以后出来念书，选择了中亚考察团采集的材料做博士论文。也因此从87年起，几乎每年夏天都到内蒙古跑野外。1996年起，又参加了吴文裕、叶捷老师的新疆野外。两个区域都是戈壁滩，30年走了很多路，晒了很多太阳，采回来不少化石，写了不少文章。我的工作，从做研究、跑野外，一直都得到所里的支持，受益匪浅。我一直都觉得自己是IVPP的一员，也一直关注这个所的变化。在北大做学生时，曾经到杨钟健先生家里去拜访过，在我这个年龄段的人，能够见到IVPP每届所长的人应该不多。从他们身上，可以感受到IVPP从一个传统古生物研究所，逐渐转型到一个开放、国际化、现代化的研究机构。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年轻人的成长，让90岁的研究所更有朝气和使命感，也有了很多高水平的科研成果，是中国当代历史的一个缩影吧。当然，过日子做科研，也会有些遗憾的东西。我很遗憾周明镇、翟人杰先生没有看到IVPP后来的一些精彩；胡耀明走得太早了；而李传夔老师没有赶上所庆。在庆典的时候，也是回味感怀曾经艰难过的时刻，怀念那些老师、同事，他们曾在这90年的历史中闪光过。 

　　衷心希望古脊椎所能持续、成功的发展下去，为古脊椎动物、生物演化研究，为科学做出更大的贡献。 

孟津和周明镇先生在1993年SVP会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