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一直深刻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变革，而史前农业社会的形成与发展也从未脱离气候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全新世以来，随着气候的逐渐变暖，早期的狩猎采集者通过不断调整生存策略以提高其生态适应能力，越来越多的植物、动物资源被纳入到早期人类的食谱当中，生业模式逐渐发生改变，农业生产逐渐成为人类适应和改造自然环境最主要的生计方式。然而，气候变化引发的突发性降温事件以及持续性干旱事件也在深刻影响着史前农业社会的发展，深入理解不同气候背景下的农业社会演变特征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史前人类适应能力的提升过程，也能够加深对早期农业社会演进历程的深层次理解。

华北平原作为中国北方旱作农业起源与中华文明形成的核心区域，其史前农业结构如何响应气候变化一直是多学科研究的热点话题。本研究基于淇河流域的植物考古数据，并整合华北平原多处考古遗址的农作物遗存数据，系统梳理了华北平原史前农业社会在8.2 ka BP、7.2 ka BP、5.5 ka BP和4.2 ka BP四次气候干旱事件前后的演变特征，阐释了史前人群通过调整种植结构、改进耕作技术及强化社会组织等方式来应对气候挑战的适应机制。该研究近日以“Synchrony of prehistoric agricultural evolution and drought events in the North China Plain”为题在线发表于《Quaternary Science Reviews》。

 图1 研究区地理位置及考古遗址分布（李生芮 供图）

该研究主要获得以下认识：（1）来自淇河流域的植物遗存中，虽然农作物总体数量较少，但其种类十分丰富，包含粟、黍、水稻、小麦、大豆以及多种果核遗存，这为淇河流域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农业发展模式提供了初步的指示性证据。其中朱家遗址中发现的水稻形态细长，其更接近于热带粳稻类型（Tropical japonica rice）。此外王庄遗址中发现了3.5 ka BP左右的小麦种子，表明这一时期华北平原开始零星地种植小麦，这为麦作农业的传播添加了新的植物考古学证据；（2）中全新世千年至百年尺度的周期性气候变化以及突发性气候事件对华北平原新石器时代以来的农业结构演变产生了显著影响，史前农业的演化与气候干旱事件的发生表现出同步性；（3）人类的适应性行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气候因素对史前农业社会的影响，而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人类社会的环境适应能力也在逐步增强。

 图2 华北地区人类活动指标与古环境记录的综合对比。（a）华北地区全新世温度记录（侯光良，2012）；（b）山西莲花洞石笋δ¹⁸O记录（Dong et al., 2012）；（c）岱海乔木花粉百分比（Xiao et al.，2004）；（d、e）基于孢粉数据重建的巴彦查干和公海降水量变化（Jiang et al., 2006; Chen et al., 2015）；（f、g、h）公海、达里湖及查干淖尔的湖泊水位变化（Cao et al., 2021; Goldsmith et al., 2017; Li et al., 2020）；（i、j）白洋淀和宁晋泊干旱化指数（Shen et al., 2018; Li et al., 2020）；（k）华北地区考古遗址数量变化（Hosner et al., 2016）；（l）华北平原农作物绝对数量百分比变化（本研究）；（m）过去1万年中国人口变化趋势（Wang et al., 2014）。粉色阴影表示新石器时代的气候干旱事件。（李生芮 供图） 

 图3 华北平原史前农业社会与生态环境之间同步演化示意图（李生芮 供图）

本研究表明，新石器时代多次突发性气候干旱事件对华北平原农业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早期人群被迫改变其原有的生存策略，通过资源整合、优化农业结构以及增加农田管理的投入等多种措施来维持食物的稳定供应。但新石器时代以来不同时间节点的气候事件对人类活动的影响程度也有所差异，影响程度随着早期人群适应和改造自然环境能力的提升而不断减小。总体而言，农业经济结构转型是在气候变化、人口激增、社会复杂化等相关因素的共同影响下人类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集中体现。

论文共同第一作者为贵州大学博士研究生李延鹏（古脊椎所合作培养）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硕士研究生李生芮，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周新郢研究员与贵州大学徐海教授为共同通讯作者。本研究由国家重点研发计划（2022YFF0801102）、贵州省领军人才项目（BQW〔2025〕001）、国家基金委重大项目（T2192952）、中国科学院青年基础研究发展计划（YSBR-019），以及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项目（2023080）资助。

原文链接：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277379126000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