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从螺祖教民育蚕的神话故事到横跨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以桑蚕纺织为核心的丝绸生产技艺是贯穿于整个华夏文明的专属文化符号。在这一宏大叙事里，基因组学研究显示，人类对桑蚕的驯化始于公元5000年前的中国；来自河南舞阳贾湖8000年前的丝蛋白信号；来自河南青台和汪沟、浙江钱山漾、陕西石峁等遗址的丝绸实物；来自浙江河姆渡、山西西王村的蚕形雕刻等，无不证实着古老中国桑蚕纺织的独一性、延续性。公元前138年张骞“凿空”西域，以丝绸为重要商品的贸易路线深刻地影响了整个旧大陆的经济、政治、文化格局，并最终被冠以“丝绸之路”之名。同时，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记录了一个关于丝绸西传的著名传说：一位东国汉地公主远嫁于阗（今新疆和田），将蚕茧藏于帽中带出边关，自此西域开始广植桑树、养蚕织绸。这个故事流传千年，成为丝绸自中国传入西域的标准叙事。
然而，近年来中亚、欧洲、以及非洲等地陆续报道了汉代之前丝织物的发现(图1)。1969年至1973年间，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研究所A. Askarov主持了对青铜时代Sapalli Tepe遗址的发掘，在墓葬中出土了丝绸遗存——这是中亚地区最早的纺织品实物证据之一。新疆帕米尔高原曲曼墓地亦发现有距今2500年前的桑蚕丝。印度河流域哈拉帕文明时期也报道有距今4200年前的丝织物。这些古老丝织物是否另有源头？桑蚕纺织技艺何时西传？中亚地区如今繁盛的丝绸业是否源于古代中国的直接影响？受限于考古记录的零星发现，以上问题仍存有多种争议。
7月24日，国际权威期刊《科学进展》（Science Advances）在线发表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西南大学家蚕基因组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国家考古中心、西北大学、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等国内外多家机构的研究成果。研究团队对中亚乌兹别克斯坦南部三处BMAC文明体遗址中发现的三枚茧进行了系统分析，经直接测年确定其年代为距今约4000年，并通过蛋白质组学技术鉴定其为驯化的桑蚕茧。与此同时，研究团队基于大植物遗存的鉴定，首次确定了中亚地区青铜时期桑树植物的大量存在，二者共同证明BMAC文明体时期中亚先民不仅使用丝绸，更掌握了相关的生产技术。这一发现不仅改写了中亚桑蚕丝织技术的历史，更将古代中国桑蚕丝织技术的西传推前了近2000年——远早于公元前二世纪才开启的丝绸之路。
图1. 出土汉代之前丝织物的遗址分布以及本研究中三处考古遗址的地理位置
（一）多重证据证实BMAC文明桑蚕纺织技术
通过与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国家考古中心合作，研究团队在Sapalli Tepe、Djarkutan、Molleli三处青铜时代遗址开展了系统的浮选工作，获取了大量的植物遗存样品以及三枚茧。这些古代茧在形态上与现代野蚕（Bombyx mandarina）的茧相似，且明显小于现代家蚕（B. mori）的茧（图2）。扫描电子显微镜显示，古代茧的纤维结构与现代家蚕属（Bombyx）蚕茧的结构相似，但其纤维比现代家蚕和野蚕的纤维更细。为明确物种归属，研究团队对全部三个样本进行了液相色谱-串联质谱（LC-MS/MS）蛋白质组学分析，并从UniProtKB数据库中下载了多种物种的丝蛋白用于肽段鉴定。在Sapalli-C-1样本中，检测到桑蚕丝素重链和丝胶蛋白1肽段；Sapalli-C-2样本中检测到桑蚕丝胶蛋白1肽段；Sapalli-C-3样本虽未检测出丝蛋白肽段，但鉴定到桑蚕30k蛋白（Bmlp1、Bmlp2、Bmlp6）和贮存蛋白（BmSP1、BmSP2）肽段，这些肽段同样存在于前两个样本中，证实三枚茧均为桑蚕茧。。
图2. Sapalli Tepe遗址出土的三枚蚕茧及其与野生和驯化桑蚕茧的对比（A-C为Sapalli Tepe出土的三枚蚕茧；D和E分别为野生与驯化的桑蚕茧；F-K为蚕茧丝在扫描电镜下的细节图，其中F和I为驯化桑蚕茧；G和J为野生桑蚕茧；H和K 为Sapalli Tepe古代蚕茧）
在植物遗存中，研究团队鉴定发现了桑属（Morus sp.）、柑橘属（Citrus sp.）和榕属（Ficus sp.），苹果亚科（Maloideae）的果木遗存，以及柳属（Salix）、杨属（Populus）、柽柳属（Tamarix）等河岸树种，还有苋科（Amaranthaceae）和唇形科（Lamiaceae）等耐旱植物。桑属木炭在三个遗址的沉积物中均有出现，并呈现出随时间递增的趋势。柑橘属木材的比例相对较低，这也是中亚地区首次发现有古代柑橘属遗存。大量种子和果实碎片中包括大麦、普通小麦、粟、黍、扁豆、李属、沙枣、葡萄、开心果、苹果和亚麻等。
Sapalli Tepe遗址距今4000年前的桑蚕茧的发现以及大量桑树遗存的存在，表明中亚先民在此时已经掌握了桑树种植、蚕茧养殖技术，迫使我们重新审视早期桑蚕纺织技术的全球化路程。在传统的标准叙事里，桑蚕丝在汉代张骞凿空西域之后由中国传播到中亚，标志着丝绸之路的开端。然而，Sapalli Tepe遗址桑蚕茧以及大量桑树遗存，彻底将该地区桑蚕丝织生产历史向前推进了近2000年，首次揭示了BMAC文明时期中亚地区便已开始进行养蚕和植桑。同时，这一研究发现也将古代中国桑蚕纺织技术的西传向前推进了近2000年，并证实中亚地区早期丝织技术源于古代中国的桑蚕纺织传统。
这一研究发现同时得到了其他遗物的多重佐证。1970年代Sapalli Tepe发掘出土的丝织物显示其通过传统的加捻纱线平纹编织技术制成，这与中国风格的丝绸制造工艺一致。此外，BMAC文明体时期中亚地区的许多遗址中可见丰富的纺织工具，包括陶制和石制纺轮以及针，表明这一时期纺织生产的重要性。不仅如此，黍和粟等源于中国北方地区的作物遗存、源自西亚地区大麦与小麦遗存的同时发现，以及大量外来果树类型的发现，如无花果、柑橘和葡萄等，均表明距今4000年左右时期横跨欧亚大陆的全球化过程见证了一系列农作物的远距离传播与扩散，并最终塑造了整个旧大陆的生业模式与格局。而中亚地区BMAC文明时期桑蚕纺织技术的确认，则首次将桑蚕技艺的传播纳入到这一史前作物全球化叙事之中。
图3. 萨帕利蚕茧中丝素重链与丝胶蛋白1的LC-MS/MS质谱图。（A为Sapalli-C-1号样本中丝素重链的肽段DASGAVIEEQITTK；B为Sapalli-C-1号样本中丝素重链的肽段GYGQGAGSAASSVSSASSR；C为Sapalli-C-2号样本中丝胶蛋白1的肽段NVHYVSDGEAVAASSDAR; D为Sapalli-C-2号样本中丝胶蛋白1的肽段SAGSSTSGGSSTYGYSSR）
（二）早期桑蚕纺织传播路线
由于桑蚕幼虫仅食用桑叶，这一紧密联系使得学者可以通过追溯桑树的传播路线来窥探桑蚕纺织技术的扩张。三处考古遗址桑蚕茧、桑树炭屑以及丝绸织物的共存，表明其与东亚桑蚕传统之间存在明确的联系。因此，研究团队收集了整个亚洲地区桑树遗存的发现记录，结果显示桑树木炭在距今4000年之前的印度河流域哈拉帕文明便有报道，在克什米尔山谷约公元500年的遗存中也有发现。在中国北方以及西北地区，桑树遗存见于河西走廊鹰树窝（距今3500-3300年）和三角城（距今3000-2400年）遗址。内亚山地走廊地区迄今尚无距今3200年之前桑树遗存的发现。以上数据表明青藏高原南缘的桑树遗存明显早于高原北缘的记录。此外，三处遗址内出土的柑橘属木炭遗存同样表明其与南亚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不仅如此，BMAC文明和印度河流域哈拉帕文明之间频繁的物质交换也得到诸多考古证据的支持。基于当前证据，研究团队提出一条可能的传播路线——沿喜马拉雅南坡到达中亚，并可能受到公元前两千纪与印度河流域文化联系的促进。需要指出的是，目前考古证据尚为有限，南传路线仍无法解释为何历史上南亚与东南亚丝绸传统以非家蚕种为主流。目前的假说仍有待未来研究进一步检验。。
小结：基于BMAC文明时期桑蚕茧、桑树木炭及丝绸织物遗存的多重共存证据，确认了中亚南部约在距今4000年便已存在丝绸生产。尽管这些蚕茧在形态上接近野生型，但蛋白质组学分析将其明确归为驯化家蚕。本研究建立了中国以外最早的桑蚕纺织生产记录，将该技术的传播纳入早期作物全球化框架，并推测其可能沿喜马拉雅南坡传入中亚。该项研究不仅挑战了丝绸之路的传统年代框架，将此前的公认时间线提前了近两千年，同时提出一个重要问题：青铜时期亚洲各地是否存在比以往认识更为多样的养蚕形态？未来研究将通过明确桑蚕纺织传入中亚后的延续性、传播路径及其区域多样性，进一步深化我们对远古丝绸生产实践的理解。
本研究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周新郢研究员、沈慧副研究员，西南大学李志清研究员作为共同一作发表。通讯作者为周新郢研究员、刘歆益教授和夏庆友教授。相关研究得到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中国科学院基础研究领域青年科学家计划项目、青年创新促进会项目以及欧洲研究理事会（ERC）项目的资助。
论文链接：https://www.science.org/doi/epdf/10.1126/sciadv.aec87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