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千里路，考万年古——深切怀念张森水先生（三）

高星

　　插秧播种，培植桃李 

　　先生在培养后继人才方面不遗余力，桃李遍地。他是中科院古人类研究所最早的研究生导师之一，十分注重因人施教，根据学科需求培养紧缺人才，选定高星从事石器技术分析，侯亚梅从事石器功能分析，龙凤骧、张俊山从事动物碎骨分析，将新生力量部署在学术前沿。可惜出国留学的大潮将其中一些人裹挟出去，先生的宏远并未完全实现。先生对当时在所里进修的蔡回阳、傅仁义、石金鸣、魏海波、韩立刚、郑龙亭、程新民、吉学平等也尽其所能给予指点和帮助，以期将地方的工作带动起来。先生在晚年还积极协助我培养隔代学生，裴树文、冯兴无、陈福友、朱之勇、张乐、张晓凌、王春雪、宋艳华、关莹、赵海龙等都受到过师爷的言传身教。在吉林大学成立考古专业之初，师资缺乏，他欣然应邀担任兼职教授，承担旧石器考古的教学工作，从课程设计、教材编写到标本收集，都亲力亲为，任劳任怨，一教数年，直到他的学生陈全家接过教鞭，他还要扶上马送一程，继续承担研究生的指导工作。吉大旧石器考古教学与研究在高校中独树一帜，与他打下的基础密不可分。其后他还担任山西大学的兼职教授，负责旧石器考古方向研究生的指导与培养。此外，他在全国许多大专院校和文博单位进行过授课和讲学，传授古人类学与旧石器考古学的专业知识，动员更多的学人投身到这一研究领域。他参与过周口店系列古人类学和旧石器考古学培训班的授课工作，主持了河北省首届旧石器考古培训班和三峡地区旧石器考古训练班。这些短期培训为地方输送了紧缺的专业人员，缓解了大规模基本建设导致大量远古文化遗存濒危的燃眉之急，拓展了旧石器考古队伍的规模和层面。在这样的培训中受教于先生的很多人自称为张老师的“俗家弟子”，与先生和我们几位“正牌弟子”保持密切的学术互动。先生还在工作中对王幼平、谢飞、袁家荣、房迎三、王社江、范雪春、冯小波、李建军等诸多中青年学者提供无私的指导与帮助，为他们把关、解难并摇旗呐喊。他们中的很多人现在已是大名鼎鼎的学术带头人，至今仍对先生的提携感念不忘。 

　　先生对学生不但在学业上悉心调教，在生活上也是关怀备至，留下很多佳话。陈全家学长曾经酷爱饮酒。一次先生带其外出，纵其豪饮，导致他酩酊大醉。先生本想按照自己的经验，让他醉过后戒酒，没想到一番照料后，却发现他丝毫不受影响。我作为先生的开门弟子，自然沐先生恩泽最多。那次到昂昂溪考察，采集了一些石制品，回来后先生让我整理出来，写成调查报告习作。其后先生加以修改斧正，以此为案例，教导我研究论文写作的规范和要义。然后，先生将这篇习作推荐给《人类学学报》，让我独自发表，成就了我学术上的处女作。连我的婚礼，都是先生与谢飞学长在承德避暑山庄操持，先生做证婚人，还为我们的新房提写了一幅传情达意的对联！1992年，我前往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开始访问学者与留学生的生涯。近8年间，我与张老师保持频繁的书信往来与互动，向先生汇报学业进展与所思所想，先生则将国内旧石器考古的动态及时告诉我，鼓励我尽早学成归国。我浪迹天涯，犹如随风飘动的风筝，但捆绑在身上的线，却是牵在大洋彼岸先生的手中。我知道张老师患了高血压，却不顾疾患，仍在东奔西走，一如壮年时一样工作。在一封信中我劝先生“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张老师则在回信中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作答，并感叹“你们年轻人在外不归，我辈只能老骥伏枥了！”这使我无地自容。1997年和1999年，我两次回国，收集博士论文材料和参会。到了张老师简陋的办公室，看到先生因高血压而显得红润的脸庞和肩背微驼的身姿，看到房间里到处摆放着正在观测的标本，心中油然升起强烈的自责；再看看先生书桌的玻璃板下密密摆放的我们这些弟子在海外的生活照片，眼眶在不知觉间湿润起来。邻近毕业返国，留美的诱惑，家里的反对，曾让我备受煎熬。多少个夜晚难以成眠的我踱上阳台，遥望东方的天际，感受着来自那一方热土的引力；多少次我辗转反侧之余拨通北京的长途与恩师倾心交谈，听先生对人生的品味，对局势的分析，对学科的展望。为促成我回国，确保回来后有一个好的平台，先生积极帮我。在这样的推力下，我不再彷徨，义无反顾地于2000年初夏举家回归。 

　　2001年9月，我与石金鸣学长利用召集业内人士考察山西吉县柿子滩遗址的契机为张老师举办了一次简朴而气氛热烈的生日庆典，我不揣浅陋，题写了一幅对联以祝贺先生的七十大寿及中国旧石器考古学八十年的历程：“考南探北滴水穿石七十耕耘成大业，承上启下点石成金八旬传递续辉煌”。当时聚集了30余位业内的中青年骨干，先生看着羽翼渐丰的队伍，露出了由衷的笑容。2006年秋，利用在福建三明召开古人类-旧石器专业委员会年会的机会，我和李建军兄又为他举办了一场75诞辰的庆生活动，更多的学子聚拢在他的身旁，先生的笑容更加开心，更加灿烂。   

　　老骥伏枥，为遗产保护与利用呕心沥血 

　　先生长期担任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的成员，在考古工作规划、遗产保护和博物馆建设等方面也不遗余力，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我早期随先生外出时，就发现先生的一个重要特点：每到一处考察结束，一定到当地政府，名曰“汇报工作”，实则向当地干部宣传文物考古知识，请他们加强对遗址的保护。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在三峡水利建设工程文物抢救项目酝酿阶段，面对库区没有旧石器时代遗存的调查报告，他在国家文物局的会上拍案而起，力主重新开展系统的调查，并亲自规划、组织野外队伍，在库区内发现60余处石器时代遗址和脊椎动物化石地点，并指导了对其中一些重要地点的发掘和研究，为国家抢救出一批珍贵的远古文化遗产。本世纪初，在福建三明万寿岩山体中发现几处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出土丰富的文化遗物和重要的遗迹现象。该山体是三明钢铁厂的采石场，因采石而支离破碎，即将被夷为平地。而三钢在三明市的利税缴纳中独占鳌头，保护遗产遇见重大困难与挑战，博弈十分激烈。面对危境，他挺身而出，亲临现场指导考古人员做抢救性发掘并及时发表研究成果，组织专家学者现场论证，向国家文物局和地方政府提出保护建议与呼吁，在媒体上发声，终于获得国家文物局和福建省领导的重视，遗址得以保全，入选当年的十大考古新发现，并很快成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先生还指导当地文物部门制定了完善的保护规划，实施了防水加固工程，改善了园区环境，建设了富有特色的遗址博物馆，使其成为我国旧石器时代遗产保护和利用的一面旗帜。 

　　古人类化石产地和旧石器时代遗址多因地域偏远、可视性差而得不到重视，保护与管理状况堪忧。在国家文物局的一次工作会上，张老师和我建议对旧石器时代遗址保护管理状况做一次系统的调研，提出可行的对策建议。国家文物局领导高度重视，设立专项课题，委托古脊椎所开展此项工作。年高体弱的先生主动承担起部分工作，带领课题组在两年中穿行半个中国，考察十余处遗址，与地方文物干部和专业人员座谈，探讨解决问题、加强保护和管理的对策。在黔西观音洞，考察期间天降大雨，道路泥泞，先生不顾劝阻，冒雨前行；在巫山龙骨坡，看到中法学者在遗址发掘采样留下的沟壑，张老师怒火难耐，血压急速升高……课题组完成项目后向国家文物局提交了调查和分析报告，对重点旧石器遗址的保护和管理现状做了全面和客观的描述、评估和分析，对每处遗址提出了具体的工作建议。先生还指导了北京周口店、内蒙古大窑和萨拉乌苏、湖北建始龙骨洞等许多重要旧石器遗址保护规划的编制和论证工作，指导过很多古人类－旧石器专题博物馆的设计和展陈工作，在每一处旧石器时代遗产地都留下了心血和汗水。 　　     

　　情系故里，魂归红土 

　　先生弱冠离家，却始终乡音未改，对家乡一直念兹在兹。1974年冬，他与研究所的几位科研人员组队到浙江杭州和金华两地调查，希望能发现古人类遗存，为家乡文物考古事业做一番贡献。一项重要收获是在建德县李家乡的乌龟洞内发现一枚人类右上犬齿化石，后被称为“建德人”。先生等认为“意义颇大，它的发现增加了智人化石在我国分布的新知，揭开了在浙江发现古人类化石的序幕”。可其后多年，浙江并没在旧石器考古方面有所斩获，这成为先生的一块心病。他曾不止一次与我念叨：浙江出产了三位旧石器考古学家（邱中郎、张森水、戴尔俭），但却没有一处旧石器时代遗址，让人情何以堪！2002年，笔者得到一项由科技部立项的重点项目，宗旨是发现更多的旧石器遗址和获得更多的古人类材料。先生主动请缨，亲自带领队伍到浙江开展旧石器考古调查，一边培训地方专业人员，一边在野外拉网搜寻，跋山涉水，终获突破，在安吉和长兴发现30余处旧石器时代遗址，采集到一批人工特征明显的石制品，一些遗址的文化遗存埋藏在红土地层中。这些发现使先生十分兴奋，了却了一桩多年的心愿！其后他数度亲临现场，指导徐新民等对上马坎、七里亭等遗址开展发掘和标本整理，为考古队把关定向。在安吉县上马坎遗址发掘期间，先生站在鲜花遍野、竹杉茂盛的小山包上俯瞰前面的茶园、道路、河流，不免感叹：这真是一个理想的归宿之地！  

　　先生在晚年一直被腿部的一种疾患困扰。这种病痛出现在膝盖下，会在瞬间麻木，失掉知觉，失去支撑力。为此，家人和学生十分担心他在野外病发，危及健康和安全。但他自己却不为所困，依然东奔西走，上山下乡。2007年9月底，他应陈全家之邀飞到长春，然后长途乘车赶往延边，考察论证新发现的含黑曜石制品的几处地点；回京后立足未稳旋即乘火车回浙江，利用国庆长假先到仙居老家探访几日，然后前往长兴帮助徐新民观察分类七里亭遗址出土的石制品；随后又一路颠簸赶往山东沂源，考察论证沂源人遗址的研究与保护。在沂源期间发生便血现象；在乘车从沂源驶往济南的途中，在服务区下车时腿部疾病发作，跌坐在地上。回京后到人民医院检查治疗月余，切除胃中的一个肿瘤，但对腿上的问题未诊断出结果。回到家中康复良好，不期在11月26日上午突然晕厥，紧急送往人民医院抢救，发现脑部大面积梗塞，一直昏迷，生命的体征逐渐消失，次日凌晨溘然长逝！ 

　　2008年5月27日，先生离世整整半年后，亲属、弟子与诸多旧石器考古界的学人和浙江省文物考古界的朋友一道，在上马坎遗址附近的“张森水纪念园”将先生的骨灰安放在他巨幅雕像的基座下。那是一方美丽圣洁的土地，在鲜花、翠竹和苍柏的围绕下，先生手握石器凝神注视的身躯从矗立着的灰白色花岗岩岩体中渐次成形、清晰，凝重而传神。亲朋弟子们唏嘘着，仰视着，与先生相拥合影，在纪念园中踯躅徘徊，久久不愿离去…… 

　　一生勤奋耕耘的张森水先生，终于在他家乡的红土地中安息了。 

　　2008年5月27日，作者与学生们在张森水纪念园中的先生塑像前